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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元散文: 诗歌,《诗刊》,邹静之和我

言式验

灵魂的视线 2024-03-09 09:03:21

1996年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与邹静之先生再也没有见过面。一晃眼他也是七十多岁的人啊,想想那时每一次去《诗刊》社,他与李小雨和梅绍静在中国文联大楼五楼靠北边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作品组,好像是509室),安静地看着稿件,不慌不忙,张弛有度,温文尔雅。他的言谈举止之间散发的气质与他名字中的这个“静”字真乃珠联璧合,他的办公桌正好靠近那个办公室的大门,他说话的声音充满着标准的京腔的磁性,意味深长又让人回味,像雄浑的男低音,余音绕梁;他说话时同样不慌不忙,带着一丝丝感性的优柔或小幽默。我已经忘记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模样,在什么具体的时间,但一定是在1996年的夏天,我是那一年6月份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一家诗歌内部刊物做编辑的,收到他给我的第一封退稿信很短,然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乐元,诗没有用上,你现在怎样,北京不是一个写诗的地方,但可以留下来发展”。短短的一句“你现在怎样”让少不更事,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北京的我倍感温暖而亲切,我与他的交往也由此开始,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通信联系,我的每一次投稿他都会认真阅读,然后回信。说来真是奇怪,那几年间他编了我那么多的诗歌送审,最后都是终审给枪毙掉,只有一首《接近还是远离》的诗歌通过终审,《诗刊》最后竞还忘记给我发表出来,这应该是1999年的事情,再往后,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去工作了。我想,这首由他编辑的诗没有发表出来,很可能与他的工作调动有关。

那时《诗刊》编辑们的敬业精神现在看来真是让人感动,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却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时过境迁,星移斗转,当年《诗刊》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很难再现,这其中的况味五味杂陈,也不足为外人道也。在和静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几个小场面是我不能忘记的,这其中既体现他为人朴实无华的一面,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待文学,诗歌与写作的严肃和虔诚。我那时住在北京日坛路,一般一个月左右就会去一次《诗刊》社,他们上班好像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一次我到静之先生那儿,他给我看甘肃诗人叶舟和黑龙江诗人马永波的来稿,是手写在稿纸上的那种自然来稿,我记得马永波的诗歌是《哈尔滨十二月》,他说叶舟诗歌中可以读到海子的某些味道,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模仿,反正有那种死亡的气息,比较忧郁,有消极低沉的一面;那时候,海子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而宽泛,从他的言语中看得出某种忧虑:他觉得诗歌更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并且应该是积极的,阳光的,不应该沉湎于过去。还有一次,也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一边翻阅着手中的稿件,一边指给我看,说一个江西省的基层作者,是一个乡镇学校的老师,给他寄稿子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信的第一句话就是:“邹老师,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诗歌爱好者,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乡下人,我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静之先生是江西南昌人,从个人情感上说他对江西的作者应该更亲切一点比较合乎逻辑,但是这个作者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很尴尬,他对我说:“你就说你是个乡下人我可能还会高看你一点,甚至你也不用说你是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我也会好想一点,城市人又怎么了,乡下人又怎么了,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曾经在北大荒和河南省的汝阳县做过多年的知青,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也很有感情。”

诗歌曾经是一代人的梦想,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静之先生的诗歌似乎在那个年代是不温不火的,这可能与他的写作起步比较晚有关,也与他的涉猎范围比较开广泛有关,他的散文,小说,歌剧,电影电视剧本都遍地开花,且都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创造,勤于动手动脑,善于发现生活中细微的美好。事实上,他的很多诗歌都是脍炙人口的,有一首《一个故事》的诗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的是在冬天的炉火边给女儿讲一个与一只灵犬相关的故事,讲着讲着最后竞让女儿泪流满面。那首诗歌给人最大的感动就是真实,没有虚构的成分,它就是在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故事甚至超越了诗歌本身。还有一首叫《挽歌》的诗,我同样记忆深刻:“我将在秋天的傍晚死去/那是宁静到达的时刻/土地等待成熟的果实/秋天的力量,他的双手可以接收一切/我将在死去后进入黎明/那是不一样的光芒,清晨/还有人们醒来的不同/我的温热将与阳光相握/我将听到最后的风声和鸡鸣/离开尘世/在秋天什么能够阻止/成熟和决心”;他的短篇小说《九栋》也一样出色,还有他的散文,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趣事,从他的笔下流散出生活与艺术的芬芳。但事实上,我读他的作品并不多。

《诗刊》社五楼靠南边的一个办公室我也经常去,那儿是评论组,朱先树老师与我也算是忘年交,那时他办公室的另一位评论家是唐晓渡先生,记忆中朱老师是很少抽烟的,但唐老师烟瘾却不小,不知道他们在办公室是如何协调这个关系。静之先生偶尔抽烟,但一看就不是职业的水平,我每次去都会给他递一只烟,一般情况下是第一只他会接着抽,第二只就不要了,他说抽得少;在我看来,他那时候可能已经感觉到办公室还有其它两位女同志,抽多了对她们不好,别人也不好说,故而浅尝辄止,这些需要用心体验的细节,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和责任担当。那时候《诗刊》每个月只出一期,每天的稿件多得数不清,记得朱先树老师跟我说过,他到下面一个省份去开会,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带着质问和不满的口气问他:“我给你们《诗刊》的稿子你们退回来后,我原封不动地寄给了我们省里的一家权威期刊,它们很快就发表了,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朱老师说,这非常正常啊,在《诗刊》发表一组诗歌,它的影响力不亚于你单独出版一本诗集,如果是给你们省里期刊投稿的稿子被退回后,你再寄给我们《诗刊》,我们却发表了,那就说明你是真的有实力。

静之先生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主要的写作方向是面向电视剧和大众文化,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对文学,特别是对诗歌的那种真知灼见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独辟蹊径,可这些都不能消解他对诗歌和《诗刊》的知遇之恩,他在《诗刊》工作的那么多年,他与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建立起的感情,还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际遇,恐怕是一言难尽的。2001年国庆节期间,我在北京海淀与诗人王家新一起聚餐时问起过静之先生,他说他现在是个大忙人,并且一般不住在城里面,见一面要靠机会,2010年4月,我在北京前门大街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张颐雯女士,问她经常见到静之先生吗,她说,文联这边只有开会他才会偶尔过来,并且,即使过来了不一定能够和他见上面,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张颐雯跟我说静之先生的家里她倒是去过一次,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的椅子,看上去就特别贵族,贵气,她几乎都不敢去坐和摸,感觉那就是艺术品,一旦碰坏了可赔不起呢。而真正要说到用一句话概括静之先生,还是我们中国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共同老师王燕生先生说得准确,2009年农历年底,我因为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请王燕生老先生作为推荐人,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旁边请他吃晚饭,席间喝酒,喝到第二瓶时,酒气正酣,我向他问起静之先生,老先生趁着半梦半醒的酒气,一口气把中国的诗歌往事全部抖了出来,从“青春诗会”说起,到第一个去接从南京大学毕业来《诗刊》社上班的唐晓渡,到舒婷的成名,到周所同怎么样在他的帮助下调入《诗刊》工作,到欧阳江河,南野们的诗歌实验性;最后,他在我的一再提醒下谈及静之先生,谈及他的温文尔雅,触类旁通,还有那些和他一起下围棋的日子,在夕阳消逝的余辉和路灯亮起来的分别声里,一次次,一天天历历在目的往事好像回光返照,昨日重来,王燕生老先生沉醉在对往昔岁月的回味当中,那几乎也是对一个人极致的定论,他说:“静之—— 一个好人啦。”

                            

                                   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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