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与邹静之先生再也没有见过面。一晃眼他也是七十多岁的人啊，想想那时每一次去《诗刊》社，他与李小雨和梅绍静在中国文联大楼五楼靠北边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作品组，好像是509室），安静地看着稿件，不慌不忙，张弛有度，温文尔雅。他的言谈举止之间散发的气质与他名字中的这个“静”字真乃珠联璧合，他的办公桌正好靠近那个办公室的大门，他说话的声音充满着标准的京腔的磁性，意味深长又让人回味，像雄浑的男低音，余音绕梁；他说话时同样不慌不忙，带着一丝丝感性的优柔或小幽默。我已经忘记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模样，在什么具体的时间，但一定是在1996年的夏天，我是那一年6月份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一家诗歌内部刊物做编辑的，收到他给我的第一封退稿信很短，然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乐元，诗没有用上，你现在怎样，北京不是一个写诗的地方，但可以留下来发展”。短短的一句“你现在怎样”让少不更事，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北京的我倍感温暖而亲切，我与他的交往也由此开始，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通信联系，我的每一次投稿他都会认真阅读，然后回信。说来真是奇怪，那几年间他编了我那么多的诗歌送审，最后都是终审给枪毙掉，只有一首《接近还是远离》的诗歌通过终审，《诗刊》最后竞还忘记给我发表出来，这应该是1999年的事情，再往后，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去工作了。我想，这首由他编辑的诗没有发表出来，很可能与他的工作调动有关。

那时《诗刊》编辑们的敬业精神现在看来真是让人感动，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却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时过境迁，星移斗转，当年《诗刊》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很难再现，这其中的况味五味杂陈，也不足为外人道也。在和静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几个小场面是我不能忘记的，这其中既体现他为人朴实无华的一面，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待文学，诗歌与写作的严肃和虔诚。我那时住在北京日坛路，一般一个月左右就会去一次《诗刊》社，他们上班好像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一次我到静之先生那儿，他给我看甘肃诗人叶舟和黑龙江诗人马永波的来稿，是手写在稿纸上的那种自然来稿，我记得马永波的诗歌是《哈尔滨十二月》，他说叶舟诗歌中可以读到海子的某些味道，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模仿，反正有那种死亡的气息，比较忧郁，有消极低沉的一面；那时候，海子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而宽泛，从他的言语中看得出某种忧虑：他觉得诗歌更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并且应该是积极的，阳光的，不应该沉湎于过去。还有一次，也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一边翻阅着手中的稿件，一边指给我看，说一个江西省的基层作者，是一个乡镇学校的老师，给他寄稿子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信的第一句话就是：“邹老师，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诗歌爱好者，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乡下人，我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静之先生是江西南昌人，从个人情感上说他对江西的作者应该更亲切一点比较合乎逻辑，但是这个作者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很尴尬，他对我说：“你就说你是个乡下人我可能还会高看你一点，甚至你也不用说你是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我也会好想一点，城市人又怎么了，乡下人又怎么了，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曾经在北大荒和河南省的汝阳县做过多年的知青，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也很有感情。”

诗歌曾经是一代人的梦想，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静之先生的诗歌似乎在那个年代是不温不火的，这可能与他的写作起步比较晚有关，也与他的涉猎范围比较开广泛有关，他的散文，小说，歌剧，电影电视剧本都遍地开花，且都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创造，勤于动手动脑，善于发现生活中细微的美好。事实上，他的很多诗歌都是脍炙人口的，有一首《一个故事》的诗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的是在冬天的炉火边给女儿讲一个与一只灵犬相关的故事，讲着讲着最后竞让女儿泪流满面。那首诗歌给人最大的感动就是真实，没有虚构的成分，它就是在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故事甚至超越了诗歌本身。还有一首叫《挽歌》的诗，我同样记忆深刻：“我将在秋天的傍晚死去/那是宁静到达的时刻/土地等待成熟的果实/秋天的力量，他的双手可以接收一切/我将在死去后进入黎明/那是不一样的光芒，清晨/还有人们醒来的不同/我的温热将与阳光相握/我将听到最后的风声和鸡鸣/离开尘世/在秋天什么能够阻止/成熟和决心”；他的短篇小说《九栋》也一样出色，还有他的散文，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趣事，从他的笔下流散出生活与艺术的芬芳。但事实上，我读他的作品并不多。

《诗刊》社五楼靠南边的一个办公室我也经常去，那儿是评论组，朱先树老师与我也算是忘年交，那时他办公室的另一位评论家是唐晓渡先生，记忆中朱老师是很少抽烟的，但唐老师烟瘾却不小，不知道他们在办公室是如何协调这个关系。静之先生偶尔抽烟，但一看就不是职业的水平，我每次去都会给他递一只烟，一般情况下是第一只他会接着抽，第二只就不要了，他说抽得少；在我看来，他那时候可能已经感觉到办公室还有其它两位女同志，抽多了对她们不好，别人也不好说，故而浅尝辄止，这些需要用心体验的细节，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和责任担当。那时候《诗刊》每个月只出一期，每天的稿件多得数不清，记得朱先树老师跟我说过，他到下面一个省份去开会，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带着质问和不满的口气问他：“我给你们《诗刊》的稿子你们退回来后，我原封不动地寄给了我们省里的一家权威期刊，它们很快就发表了，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朱老师说，这非常正常啊，在《诗刊》发表一组诗歌，它的影响力不亚于你单独出版一本诗集，如果是给你们省里期刊投稿的稿子被退回后，你再寄给我们《诗刊》，我们却发表了，那就说明你是真的有实力。

静之先生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主要的写作方向是面向电视剧和大众文化，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对文学，特别是对诗歌的那种真知灼见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独辟蹊径，可这些都不能消解他对诗歌和《诗刊》的知遇之恩，他在《诗刊》工作的那么多年，他与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建立起的感情，还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际遇，恐怕是一言难尽的。2001年国庆节期间，我在北京海淀与诗人王家新一起聚餐时问起过静之先生，他说他现在是个大忙人，并且一般不住在城里面，见一面要靠机会，2010年4月，我在北京前门大街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张颐雯女士，问她经常见到静之先生吗，她说，文联这边只有开会他才会偶尔过来，并且，即使过来了不一定能够和他见上面，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张颐雯跟我说静之先生的家里她倒是去过一次，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的椅子，看上去就特别贵族，贵气，她几乎都不敢去坐和摸，感觉那就是艺术品，一旦碰坏了可赔不起呢。而真正要说到用一句话概括静之先生，还是我们中国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共同老师王燕生先生说得准确，2009年农历年底，我因为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请王燕生老先生作为推荐人，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旁边请他吃晚饭，席间喝酒，喝到第二瓶时，酒气正酣，我向他问起静之先生，老先生趁着半梦半醒的酒气，一口气把中国的诗歌往事全部抖了出来，从“青春诗会”说起，到第一个去接从南京大学毕业来《诗刊》社上班的唐晓渡，到舒婷的成名，到周所同怎么样在他的帮助下调入《诗刊》工作，到欧阳江河，南野们的诗歌实验性；最后，他在我的一再提醒下谈及静之先生，谈及他的温文尔雅，触类旁通，还有那些和他一起下围棋的日子，在夕阳消逝的余辉和路灯亮起来的分别声里，一次次，一天天历历在目的往事好像回光返照，昨日重来，王燕生老先生沉醉在对往昔岁月的回味当中，那几乎也是对一个人极致的定论，他说：“静之—— 一个好人啦。”

                                   2023.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