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笔下的草民：乡土中国的精神群像与生存隐喻

黎修彥

我对以草民为描写对象的诗作是十分关注的。最早的阅读大约是曲有源的《爬上吊塔的讨薪者》，之后是周所同的《钉鞋匠》、王单单的《买毛豆的女人》，再后是张二棍的作品，而以组诗出现批量写草民的当推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先生的作品：

四川遂宁的农村老奶奶/顶着烈日去收获比烈日更红/更炙手更夺目的玉米//每摘下一束火焰/或火焰中的南美粮食/都会听到筋骨断裂的声音//江河断流的声音/苦难熬到头的声音/一点一滴被烤干的声音//黄金依然在天空中舞蹈/唯有卑微的死亡才能装点/古老的丰收大地（《玉米妪》）

迄今为止，我仍然以为/这是世上最接近虚空/最接近抒情本质的劳动/并非由于雪白，亦非源于/漫无边际的絮语//在云外，用巨大的弓弦弹奏/孤单又温柔的床笫，弹落/聂家岩的归鸟、晚霞和聊斋/余音尚绕梁，异乡的/棉花匠，早已弹到了异乡/我一直渴望拥有这份工作/缭乱、动荡而赋有韵律/干净的花朵照亮寒夜/事难料，梦想弹棉花的孩子/后来成了一位诗人（《棉花匠》）

内江街头，22岁，已婚/育有一子的杀鱼西施/用塑料薄膜包裹/鱼一样的身体//刮鳞、剖腹、剔骨/相当性感，同样美丽的/鱼，一条接着/一条杀死//收摊时，用水管仔细冲洗/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像从未沾过一点/血腥味儿（《街头杀鱼女》）

一辆破旧的手推车/挂满愤怒的脸，慈悲的脸/滑稽的脸，绝望的脸/他的职业就是制售/历史英雄和小丑/木制的瓜瓢脸/牛皮的脸，猪皮的脸/还有羊皮的脸，麂子皮脸/“最金贵的……现在/找不到原材料”//说这句话时，他的目光/刀子一样划过我的/我的脸（《面具贩》）

有人询问一位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农民大爷：生病了怎么办/活一秒钟，说一秒钟/真的到了爬不起来的那一天//老人用尽生命的洪荒之力/燃烧，咆哮：喝——毒——药//不是控诉，更不是呐喊/绝望的生命空谷，没有一丝回响 （《毒药饮者》）     

这是我从北京诗歌网上看到的以《匠与诗》为题的15首中的5首——这样细致入微的书写和鞭辟入里的叩问刺激着我的视觉，这样专心致志的聚焦和排山倒海的观照震撼着我的心灵——它扎根于乡土中国的精神土壤，以冷峻而富有张力的笔触，在草民的生存图景中开掘出深邃的生命隐喻：从《玉米妪》中烈日下佝偻的身影，到《棉花匠》弓弦上震颤的余音；从《街头杀鱼女》塑料薄膜包裹的鱼般躯体，到《面具贩》手推车上琳琅满目的面孔；再到《毒药饮者》中饮鸩止渴的绝望呐喊——5首诗作共同构建了一个底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它们以苦难生活为底色，以身份困境为经纬，最终指向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呈现出独特的诗学现象。

苦难的辩证：你不懂我的悲伤，像飞鸟不解游鱼的泪

“草民”一词，在孔子的言论中就有所提及；现代语境中更多指向社会结构中处于普通或底层位置的群体，其既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反思，也能看到普通个体在时代浪潮中主动突破标签的努力。这一群体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在苦难的场域中，其生存姿态既充满艰辛，又展现出令人动容的坚韧。向以鲜的这些诗歌，就是通过对劳动场景与生存困境的刻画，将苦难具象化为可感的意象，揭示出底层民众在生活重压下的生存真相。

“四川遂宁的农村老奶奶/顶着烈日去收获比烈日更红/更炙手更夺目的玉米”，将玉米比作“火焰”，老奶奶在烈日下的劳作宛如置身火海；“每摘下一束火焰……都会听到筋骨断裂的声音”。前面“绘色”，这里“绘声”——这“筋骨断裂的声音”，是身体劳损的写实，更是生命在苦难中发出的沉重叹息。因为它是“江河断流的声音/苦难熬到头的声音/一点一滴被烤干的声音”：《玉米妪》绘声绘色地镜像了“四川遂宁的农村老奶奶”的生活场域：从自然环境的恶化，到内心对苦难的感知，全方位点染老奶奶生存的艰难处境，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她被生活蚕食的痛苦。

与老奶奶生活场域迥异的街头杀鱼女，是“育有一子的杀鱼西施”，22岁，人生最爱美的岁月，又有西施一样的美誉，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血腥的杀鱼工作——她“用塑料薄膜包裹/鱼一样的身体”“刮鳞、剖腹、剔骨/相当性感……”这个街头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件，被诗人发掘出来，让我突然想起时下被网民“爆炒”的网红“炒粉姐”唐应，她艺术体操般的炒粉姿势演绎了杀鱼西施的“相当性感”，是“杀鱼西施”脚本的视频化——以“性感”“美丽”的反讽式定性，将劳动的残酷与女性的柔美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出底层劳动的异化。

最不忍看的是农民大爷——毒药饮者，当人问及“生病了怎么办”时，其回答得十分荡然——“活一秒钟，说一秒钟”！这样的视死如归是因为看破生死？还是无可奈何？向以鲜告诉我们：“真的到了爬不起来的那一天/老人用尽生命的洪荒之力/燃烧，咆哮：喝——毒——药”。农民大爷面对疾病时绝望的呐喊，是在医疗资源匮乏、生活老无所依境况下的无奈选择。（我相信，“毒药饮者”不独四川诗人所及，在吾乡湖北江汉平原，农村老者都备有助壮素之类的农药，待病入膏肓之前自行了断，笔者曾在2018年春写过一篇《自行了断的父老》的小文——此之谓也）“不是控诉，更不是呐喊/绝望的生命空谷，没有一丝回响”，这种“没有一丝回响”的绝望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具冲击力，深刻地揭示出底层民众在生存边缘的无助与悲凉。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未沉溺于苦难的渲染，而是在疼痛与希望之间架设桥梁。《玉米妪》以“黄金在天空舞蹈”与“卑微死亡装点大地”的悖论式意象组合，揭示出中国农民“以死求生”的生存哲学；《棉花匠》中“干净花朵照亮寒夜”的比喻，则将机械劳动升华为照亮黑暗的精神火种——从身体的伤痛到精神的绝望，从个体的困境到社会的隐痛，诗歌展现出底层民众生存的多重维度——这种多维的苦难书写，使诗歌超越个体叙事，成为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耕文明衰落的寓言。而这些草民在苦难中的坚韧与顽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沉重与不屈，也引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身份的隐喻：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草民”这一称谓的流行，是社会阶层化的产物。对这一称谓的界定与认同，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反响。作为底层劳动者，他们对这个赋予“弱者”的界定，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和力图跨越的梦想。“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个过程充满了困惑与挣扎。”美国心理学家E.H.埃里克森的这一段论述，击中了向以鲜笔下的草民——在向以鲜的诗歌世界里，底层草民们在身份的迷宫中徘徊，他们或是被社会赋予既定角色，或是主动寻求阶层的突破，在现实与理想、真实与虚假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身份坐标。

《面具贩》一诗极具象征意味，手推车上“挂满愤怒的脸，慈悲的脸/滑稽的脸，绝望的脸”，这些面具不仅是商品，更是对人多样身份的隐喻。当面具贩说出“最金贵的……现在/找不到原材料”时，现实社会中的酸楚，真实自我的稀缺与珍贵，如同“刀子一样”的目光划过“我”的脸，仿佛在审视每一个戴着面具生活的人，也让读者反思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伪装，以及对真实自我的迷失。所以，当“制售历史英雄和小丑”被当街贩卖，真实的自我也被层层面具所掩盖。

向以鲜好像特别喜欢《棉花匠》这一首。在接受潜溪网诗歌频道采访时说：“我从小的梦想不是当一名诗人，而是当一名匠人——想当各种各样的匠人。最早想当的是棉花匠，因为我觉得弹棉花特别好看，特别有节奏、有梦幻的感觉。所以我写过一首诗《棉花匠》。”“这是世上最接近虚空/最接近抒情本质的劳动……在云外，用巨大的弓弦弹奏/孤单又温柔的床笫，弹落/聂家岩的归鸟、晚霞和聊斋”。这样的节奏和姿势，直接关联游刃有余的庖丁，像极了逍遥游的庄生！尽管是这样和谐的节奏，这样喜庆的气氛，诗人依然有“缭乱、动荡”之感，因为“异乡的棉花匠，早已弹到了异乡”，棉花匠这一艺术职业身份与异乡漂泊的状态相互交织，体现出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迷茫与无奈。

而街头杀鱼女的身份看似明确，却又在“性感”“美丽”与“血腥”的矛盾中变得模糊，她既是母亲、妻子，也是街头谋生的劳动者，她收摊时的冲洗行为，试图洗去血腥味儿，摆脱这一身份的束缚，展现出她对自我身份的矛盾态度。她既无法摆脱现实生活赋予的角色，又渴望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在身份的迷宫中不断寻找出口。

本雅明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形象来表达人类的自我认知。”向以鲜诗歌中的这些人物形象，正是当代社会中人们身份困境的缩影。他们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徘徊、挣扎，试图寻找真实的自我，却又常常被外界赋予的身份所束缚。这种身份的困境，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让读者看到人类在追求自我认同过程中的艰难与困惑。

向以鲜通过对人物身份的隐喻式书写，展现了人性在身份困境中的挣扎与迷茫。这些诗歌如同镜子，让我们在阅读中反观自身，思考身份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对人性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存在的设定：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

向以鲜笔下的草民，除了具备对苦难的被动承受、对身份的主动突破的生命特质，还赋予他们虽身处虚无的生存困境，却依然在黑暗中寻找光芒的精神向度——他们或是通过与土地的连接，或是通过器物展开对诗意的追求，又或是对生命尊严的坚守，在荒墟般的生活中，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搭建起坚固的锚点。

玉米妪在与土地的对话中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黄金依然在天空中舞蹈/唯有卑微的死亡才能装点/古老的丰收大地”，“黄金”，既是玉米的明喻，又农耕文明的隐喻——玉米妪的劳作与土地形成神圣契约，她的衰老与庄稼的成熟，她的死亡与粮食的丰收构成诗歌意义的相似性，恰如原始而悲壮的生命叙事，却暗合了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命题——在与自然的共生中，卑微的个体获得了超越性的存在意义。

与玉米妪显然不同的是，常在“异乡”飘泊的棉花匠，在虚空的自洽中编织诗意的乌托邦。“弹落/聂家岩的归鸟、晚霞和聊斋/余音尚绕梁”，在艺术职业的匠人那里，弹棉花的动作升华为艺术创作，异乡的漂泊转化为诗意的漫游——棉花匠对“缭乱、动荡而赋有韵律”工作的迷恋，恰似兰波“我愿成为任何人”的生命宣言，在对诗意般生活的追求中，棉花匠找到了对抗虚无的精神锚点。这种将日常劳动审美化的书写，与梵高笔下的农民劳动者形成跨时空对话，共同诠释着劳动创造的神圣性。

而毒药饮者的极端选择背后，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捍卫。当农民大爷咆哮着“喝——毒——药”，这决绝的呐喊既是对医疗匮乏的控诉，更是对生命自主权的重申。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反抗，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神话”形成互文——尽管巨石终将滚落，但推石过程本身已赋予生命意义。农民大爷的选择或许荒谬，但正是这种荒谬，刺破了现代文明精心编织的生存谎言，让我们直面生命最本真的困境与勇气。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些诗歌中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的英雄。

这组诗歌通过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人性在卑微中的崇高。诗人以客观的视角，将人性的光辉融入诗歌之中，让我们在平凡的生命中感受到了伟大。

在诗歌创作日益多元化的当下，向以鲜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将目光投向被主流话语忽视的底层群体，用诗歌为他们发声。向以鲜的创作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歌应该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关注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向以鲜笔下的草民群像，不仅是乡土中国的精神写照，更是时代浪潮中每一个奋力前行灵魂的缩影，他们传递出温暖而有力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审视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希望。

—2025，6

（编辑：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