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9月20日，路易斯·塞尔努达出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8天后，在新生儿洗礼结束后的聚会上，依照西班牙的习俗，塞尔努达的父亲向院子里撒下硬币供观礼的孩子们争抢。当所有其他孩子都哄闹着扑向硬币时，塞尔努达家的二女儿安娜却没有参与，只是站在角落里看着。当时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加入进去，她回答说：“我在等它结束。”后来多年以后，我们的诗人从家人口中得知这个故事，他觉得姐姐的回答不是单纯的傻话，而是一种延续在他家族血液里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特质。

  的确，在塞尔努达此后的经历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多数人都在匆忙追逐世界赐予的礼物：无论是机遇、财富还是地位，诗人始终站在一边，就像当年姐姐所做的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姐姐的等待是有限期的——当硬币被抢完，一切就结束了；而塞尔努达对自己的等待并不抱有结束的希望，他在去世前四年写的回忆录中说“我知道除非世界灭亡，否则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尽管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依旧选择了或者说因为他所谓的家族血液中的特质“被选择”了一个“站在一旁看着、等一切结束”的位置。

  一切的开始

  一切关于诗歌的故事是从一个有如天召的时刻开始的。对于诗人，我一直很信奉天才论，总觉得诗人写诗是一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状态，是对“非表达不可”的表达。塞尔努达在诗歌道路上最决定的一步，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无意识地迈出的”。那是1923年，我们的诗人二十一岁，正在在服兵役，每天下午都和其他义务兵一起按照指令骑马在塞维利亚城周边巡逻。一天下午，毫无预兆地，身边的一景一物对他而言忽然变得好像初次看见一样，平生第一次，他与周围景致产生了某种沟通。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同寻常，激发出心中迫切的表达欲，让他迫切地想说出这种体验。就这样他写下了一组诗。

  朋友

  塞尔努达从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之后，和当时很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一样，去了马德里。当时马德里那所著名的大学生公寓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电视台为加西亚·洛尔卡拍摄的传记片中看到关于大学生公寓的一集，当你看着那群棱角分明的年轻人，看着他们之间那种思绪与文字的碰撞，带着青春特有的激情和满不在乎，就简直不敢去想那很快就要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他们作为“27年一代”这样一个群体戛然而止的记忆。

  在“27年一代”的诗人中，与塞尔努达关系最好的是加西亚·洛尔卡、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和马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那个时候在马德里，他们经常会聚集在阿莱克桑德雷家中，一整个下午一整个下午地听洛尔卡弹琴唱歌。直到钢琴后面的小茶几上古老的钟轻轻敲了几下。洛尔卡就会站起来用自己独创的动作微微颔首，双手合十做祈祷状，意味着天色已晚，表演结束。

  我自己一直对“27年一代”诗人抱有很特殊的感情，每次看到他们对那些年的描述，就会想起茨威格曾经在《昨日的世界》里写的“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像可望不可及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青年时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可悲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喧嚣躁动和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产生专心致志的纯粹诗人吗？我们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那不很快就消失了吗？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 。

  1936年夏天，塞尔努达即将动身前往巴黎，走之前他们几个朋友约好在家里相聚作为告别。到了那天，当天早上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领袖卡尔沃·索特罗被杀害。傍晚时分，几个朋友在塞尔努达家一边谈论着上午发生的事，一边等着洛尔卡。这时有人进来告诉他们不要等他了，因为来人刚刚把洛尔卡送到火车站，他已经坐上回格拉纳达的列车。屋里的人都有些失望，沉默地坐在桌旁。后来塞尔努达回忆道：“现在想来，那一刻，魔鬼一定在笑我们。”——洛尔卡就是在那次回格拉纳达后遇害的。

  1936年8月19日，加西亚·洛尔卡被佛朗哥一派所杀；短短三天后，1936年8月22日，塞尔努达的另一位好友、马拉加诗人伊诺霍萨和哥哥、父亲一起被内战中的另一方共和国一派所杀。后来，塞尔努达在回忆录里说“1936年底到1937年初的那些漫漫冬夜，我在马德里，听着落在大学城的轰隆炮火，读莱奥帕尔迪”，我很多次试图去想，那该是怎样一种的心情，却始终无法描摹。洛尔卡悲惨的死亡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脑海，甚至，在离开西班牙后的很多年里，他还是反复做着同样的噩梦：看见自己被人稽查和追杀。

  1947年5月1日，在洛尔卡遇害将近11年之后，阿莱克桑德雷给塞尔努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还记得我家那架钢琴吗？我们以前那么多次听费德里科弹着它唱歌的那架？哎唷，它已经不在了。不过园子还是老样子，远处蓝色的群山也是老样子。只有我们变了，然而我们心底直到死去那天仍是当年的自己。”

  西班牙内战意味着一场盛大的集体死亡（无论是身体上抑或精神上）降临在“27年一代”诗人身上。用阿莱克桑德雷的话说，就是：“他们都离开了，所有人，同时一起离开，走向不同的方向。”

  内战与流亡

  塞尔努达也离开了，然而一开始却并非是为了流亡。内战初期，他原本坚信西班牙不公正的社会的确亟待重整，所以随着大变革的来临，他以为这些斗争冲突会给未来带去希望，未曾意识到其中的恐怖。当时，他渴望过自己能有用处，能做些事。塔列朗曾经提醒年轻的外交官们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热情”。后来塞尔努达庆幸自己当时想做些事的热情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慢慢看清，那个欺骗了他的西班牙，根本没有一线生机。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想过离开，他觉得至少他还在自己的故土一边，还在自己的故土之上，做着他永远的工作：诗歌。

  1938年2月，英国诗人斯坦利·理查德森在塞尔努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请他去做讲座为理由，从伦敦为他争取到前往英国的签证。塞尔努达以为这次离开不会超过一两个月，在讲座结束之后，他在那年7月动身前往巴黎，准备取道回国。他原本抱着勉强的愿望，想回到故土的废墟上做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者，然而关于内战的最新消息阻止了这一切，于是他又回到英国，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

  1947年，当二战的硝烟在欧洲大陆慢慢消散，塞尔努达尚未想好怎样或者去哪里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很确定自己从没想过回到故乡，因为在与西班牙实体上分开多年之后，精神上的分离感已经逐渐耗尽。对他而言，存在两个西班牙，理想的和现实的。他深爱的理想的西班牙早就在他的心中，他不需要所谓的“回国”，而现实的西班牙是他所憎恨的，所以更不要回去。后来塞尔努达又去美国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最后在墨西哥与世长辞。自从1938年离开，他直到1963年在墨西哥去世，二十五年里他再没有回过西班牙，这场并非自愿的离开最后真的成了他自由意志选择的“流亡”。

  爱情

  其实，爱情并非塞尔努达诗作最重要的主题，他其实一共只写过三本爱情诗集，其它更多的都是对现实与欲望这对不可调和矛盾的思考。但他的爱情诗却拥有西班牙诗坛少有的勇气，因为他笔下所有的爱情诗都有非常明确的同性指向，他不懂得也不会去说任何除此之外的爱情。西班牙诗坛的同性恋诗人其实并不少，但是大家更愿意使用不甚明确的名词、动词，他们笔下的很多情诗放之四海而皆准，用来说是异性恋也毫无违和之处。但是塞尔努达的爱情诗不是这样。所有的阳性名词和形容词，以及不断出现的“同样的”、“一半和一半”这样的词句，你可以感受到这背后是一种纯粹的对爱的真诚和坦诚。用帕斯的解读，他的爱是“独一无二的爱给独一无二的人”。而且塞尔努达的第一本爱情诗集题为《被禁止的欢愉》，帕斯曾经专门指出，他用的是“被禁止的”而非“受诅咒的”，因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同性之爱是受诅咒的，他只是觉得有被孤立的感觉。特殊之处不在于同性恋，而在于“爱”本身。

  稍后说他的诗歌风格时会说到，塞尔努达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有浓重的精神自传倾向，所以他的三本爱情诗集完全是与他一生中可能是唯二的两段爱情故事有关。这其中第一段爱情塞尔努达本人后来在回忆录中似有后悔之意，所以我这里就说说第二段。

  塞尔努达的这位爱人名叫萨尔瓦多，在西语里是“拯救者”的意思，后来塞尔努达给他写的那组情诗第一首题目就叫《拯救者》。他们相遇是在1951年夏天的墨西哥城，塞尔努达当时已经49岁，而这位萨尔瓦多21岁，是半职业的体操运动员，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性恋，当时已经结婚，有一个年岁尚小的儿子。那时候塞尔努达在墨西哥休假，每隔三天就会去埃尔库莱斯健身房健身，那是墨西哥人对西班牙移民颇为敏感和敌视的年月，一日，塞尔努达的安达卢西亚口音和西班牙人身份遭到了健身房里本地人的嘲弄和耻笑，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站出来极力回护他。这个人就是萨尔瓦多。

  后来两人熟悉以后，尤其是在萨尔瓦多离婚之后，他有时会去塞尔努达在墨西哥的住所做客，有时将体操垫一并搬来，煞有介事地做起训练来。塞尔努达总是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年轻人赤裸着身体做各种奇异的动作，一边抽着烟在纸上写写画画。萨尔瓦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又感觉如果探头去看是没有教养的行为，便也作罢。他只知道这个人是教授，所以只当他是在备课。有时会有另外的人来拜访，比如帕斯，比如阿尔托拉吉雷。他们会和塞尔努达喝上几杯，说些诗人间才会有的谈话。萨尔瓦多并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他们都是很智慧的人”，便也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们曾经坐着长途汽车去海边玩过一次，萨尔瓦多的记忆里，自己游泳的时候，塞尔努达总在写字。他们住在海滨公路旁的小旅馆，面对着罗盖塔海滩。一个房间，两张分开的床。他们最亲密的接触至多是很紧的拥抱和面颊上的亲吻。

  后来，塞尔努达1958年在回忆录里说：“考虑到自己当时的年龄，我自始至终都明白，作为年长者爱上他无疑是荒谬的。但是我也知道（无须任何理由），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我们毫无保留地将一切托付给命运，跳下悬崖，坚信自己不会摔得头破血流。我想，哪怕我曾经爱过，也从未如此深爱过，要描摹这段迟来的爱，未及落笔，诗已自成。”

  塞尔努达自诩从来不是个理智的人，尤其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所以1952年从墨西哥结束假期回到美国之后，他决定辞去在曼荷莲的教职，移居墨西哥。但是他从来没有向萨尔瓦多表白过，他们依旧只是很好的朋友。塞尔努达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萨尔瓦多为自己决定离开美国来墨西哥这件事承担责任，他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能说自己永远不会后悔，但是他对爱情的乞求不过是一些瞬间，已然近乎永恒，尼采所说的那种深刻的永恒。他不期待更多也不需要更多。

  1954年，萨尔瓦多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跟随舰船开始自己从小梦寐以求的环游之旅。他们没有再见过面。1963年，已经退伍的萨尔瓦多在墨西哥城再次结婚。同一年塞尔努达去世。后来到2010年，80岁的萨尔瓦多已是儿孙满堂。有记者为了写塞尔努达的传记而去采访他，他说，“也许路易斯觉得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就会毁掉相处的快乐。”

  他说：“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双性恋，我爱他是因为他有一种高一层的感情，就像你在爱一位神。”

  “我再没有过像他那样的朋友。他是那种你一辈子只会遇见一次的朋友。”

  最后他说：“我很想念他。”

  我有时候想，有这一句话，也就抵得上塞尔努达在《给他身体的诗》那一本诗集里倾注的欲说还休的感情了吧。

  去世

  塞尔努达的最后一首诗写于1962年2月，此后的一年多直到他去世，因为身体状况所限，他已经很难再创作。这让一向视写诗为生命的塞尔努达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去世之前四天，他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现在很孤独和挫败，没有了一直支持我的东西：诗歌……我想看诗，我现在已经没法看了。”

  1963年11月5日，塞尔努达在墨西哥城与世长辞。他当时住在也是“27年一代”诗人的阿尔托拉吉雷家。女主人、也是诗人的孔查·门德斯对他生命中最后的画面有过一段非常细致的记录：“最后几天，仿佛冥冥之中有种力量让他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他开始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家人，给我们看照片，他变得很热切，很想交流。11月4日，那天是周一，在我女儿家，我们吃完饭聊了会天，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我们看着他起身穿过花园回到我家，在他的房间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大约是第二天早上6点，他死在自己房间的洗手间门口，穿着睡衣和拖鞋，一只手拿着烟斗，另一只手拿着火柴。”

  塞尔努达就葬在墨西哥城。他去世那天，墨西哥一家报纸的讣告上说，“今天，墨西哥的夜空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而塞维利亚的土地从来没有这样贫瘠过。”

  “欧洲诗人”

  塞尔努达的整个创作生涯就是对欧洲诗歌财富的缓慢攻克和继承。他先后为了阅读诗歌原著学了法语、德语和英语，不断希望能从其他风格中为自己的表达提供养料。这让他比同时代的西班牙诗人更具有“欧洲性”，曾有研究学者为他冠以“欧洲诗人”的称呼，这在西班牙诗坛是非常罕见的。塞尔努达曾经引用恩培多克勒的话说：“因为在这一刻之前，我曾经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丛灌木，一只飞鸟，大海里一条笨拙的鱼”，在他看来，这句话完美表达了一个诗人所需的体验和见识多样化的接替变迁。

  塞尔努达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早期的创作，也就是他14本诗集中最初的两本《空气的侧影》和《牧歌，哀歌，颂歌》，都是在没有明显风格的摸索阶段，他本人也并不满意，后来编全集时对这两部诗集做了很大修改和删减，但是即便如此，已经可以看出他本能地避开了（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诗歌最常见的两个特点：民俗风和学究气。塞尔努达自己也坦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当时在西班牙年轻诗人中盛行的风格，因为无论是盲目地追随所处时代的文学形式，还是为了讨得同时代的欢心而写作，作品都会很快长出最初的几道皱纹，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两种情形下诞生的文学作品更易受到时间的侵袭。

  超现实主义

  在最初的两本诗集之后，塞尔努达开始创作超现实主义作品。此后的三部作品《一条河，一种爱》、《被禁止的欢愉》和《遗忘安居之地》都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风尚，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时代青春洋溢的精神流派，让他不能也不想无动于衷。他对法国诗人的阅读由来已久，从大学毕业那年就陆续开始。波德莱尔是他用法语阅读的第一位法国诗人，随后又开始阅读马拉美和兰波。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效果和技艺非常吸引他，他读了阿拉贡最初的几部作品，以及布勒东、艾吕雅和克莱维尔，在这些书中他感受到了同样属于自己的不安和大胆，让他联想到自己此前两部诗集出版时被孤立和群起而攻之的局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他无福消受这个社会根据财富和关系为很多人提供的优待与支持，像局外人一样活在世上。

  塞尔努达在试图用超现实主义诗歌中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生灵或者听到一曲爵士乐。对于这种体验之魔的魅惑，满足和舒缓它的方法就是表达出来，用诗句说出所有的迫切。后来塞尔努达曾经引用兰波的一句诗来描述这种体验，这句诗选自《文字炼金术》，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兰波的诗，这首诗里说：“一部滑稽剧的标题在我眼里呈现出恐怖的景象，而后，我用文字的幻觉来解释我的魔法。”

  荷尔德林

  之前说过，塞尔努达对其他国家诗歌的阅读和践行都是在为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当他发现超现实主义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表达需求时，自然开始转向新的阅读体验。就这样，他开始将阅读兴趣转向德语和英语世界的诗人。首先对他的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作品。塞尔努达将学习德语、阅读荷尔德林直到翻译荷尔德林的经历看做是自己作为诗人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在一位德国朋友的协助下，塞尔努达翻译了一系列荷尔德林的诗。他说自己很少以这样的热情和愉悦工作过，逐字逐句探索荷尔德林的文本，那些诗歌本身的深邃和美丽让他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更学会了如何与这目光取得共鸣。前几天我看海子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论，就是关于荷尔德林的，忽然觉得而里面有一些话和一些体验与塞尔努达阅读荷尔德林时的感受是相通的。

  海子说：有两类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凡?高和荷尔德林就是后一类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全部意思就是要热爱生命不要热爱自我，要热爱风景而不要仅仅热爱自己的眼睛。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海子说他从荷尔德林那里懂得，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对于表象和修辞的热爱。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诗歌不是视觉。甚至不是语言。她是精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本质，不需要那些俗人来扰乱她。她是单纯的，有自己的领土和王座。她是安静的。有她自己的呼吸。

  ??说到诗歌不是修辞，这对塞尔努达的诗歌是一种很重要的改变，虽说从一开始他的诗就不像传统西班牙诗歌那样华丽，但是超现实主义毕竟也是对意象和表达有很高要求的诗歌风格。而从荷尔德林到后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塞尔努达的诗歌开始走向成熟期，拥有自己的非常“不西班牙”的风格。

  英国诗歌

  自从1938年流亡英国开始，塞尔努达开始学英语，阅读英国诗歌，尽可能了解那个国家。那成为他成年岁月里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他一直认为来自西班牙最南方的自己，遇见了来自英国的北方气息，才算是完整，北方为南方的他补充了感知色谱。无论是诗人本人还是他的诗歌，都在英国得到了需要的修正和弥补。他的诗歌正是从英国诗歌的影响之后，正式走向成熟和定型，从《云》这本诗集开始此后的全部八本诗集就拥有很统一和固定的风格了。

  后来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曾经给塞尔努达写过一首诗，题目在西语里是“A Luis Cernuda: Aire del sur buscado en Inglaterra”，意思是“给路易斯·塞尔努达：在英国找寻南方的风”，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写塞尔努达与19世纪英国诗歌，所以把这首诗的题目稍作修改做了论文的正标题，就是“Aire de inglaterra buscado en el sur”，我的导师给了它一个很漂亮的翻译，“寻英风于南国”，那么下面我稍微展开说说19世纪英国诗歌对他创作的具体影响。

  首先是语言用词和韵律。西班牙诗歌素来以繁复词藻的巴洛克风格见长，当塞尔努达读到布莱克、济慈他们的诗歌时，忽然发现在英国诗歌中找不到这样的用词，或者说，至少英国诗歌的立足根本与西班牙和法国不同。很快，他在英国诗歌中找到一些诱惑他的特点：他发现如果诗句的声音不再尖叫或声讨，如果诗句的语言不再回环往复，少些厚重和浮夸，诗歌的实际效果会更加深刻。简洁的表达为诗歌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轮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像古希腊令人敬仰的警句诗。所以他努力依照自己的用意和目的，选择精确但是日常的词语。韵律方面，自从开始阅读荷尔德林，他就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在诗中使用跨行诗句，于是慢慢转向行韵和句韵的双重使用，有时候甚至句韵比行韵更重，在不专业的人听来，这似乎带来不规则的感觉（在伦敦，有一个对诗歌不甚精通的人甚至问他是不是放弃写诗了）。但是他认为如果说诗中有音乐，他最希望将它写成“缄默的音乐”（música callada）。

  第二方面是诗歌场景的选择，自从《云》这部诗集开始，塞尔努达的诗歌跳脱了之前超现实主义时期背景场景模糊的特点，开始出现非常具体而平常的场景。比如《流亡印象》这首诗，乍一看题目很大，他以前也写过流亡为题的诗，但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印象”，而这首《流亡印象》，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在伦敦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年长的英国绅士贵妇在角落说话，厨房里一只猫跳下来打翻了什么东西。忽然有人说了一个词，“西班牙”，诗中的“我”起身离开，街上有一个男人一直跟着“我”，最后说了一句“西班牙？西班牙死了”，“我”看着那个男人消失了。但是读者可以感觉到，这就是“流亡”，甚至整首诗都没有任何抒发感情的句子，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就是“流亡”。再比如《城市墓地》这首诗，写于1939年7月18日，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西班牙内战在三个多月前结束，百万的死亡，更多无可计数的流亡，包括诗人自己。那时的西班牙，就像奥尔特加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只是曾经的大国一骑绝尘飞奔而过之后沿路扬起的尘土。这首诗中场景很平常，就是墓地，而且是很荒芜的贫民窟的墓地。诗人不厌其烦地描写细节：黑墙、土地、木凳、老人、墙上的斑点。墓碑上他发现这些人都死了两百年了，那就意味着连记得他们的朋友都已经死了。死亡变得秘密而无人知晓。然而死亡却不是安宁，死亡还在被搅扰，就像妓 女在夜空下追着自己的生意。最后的审判还没来到，如果能睡就睡吧，大概上帝也忘了你们。

  第三方面是塞尔努达受到罗伯特·勃朗宁的影响，开始创作戏剧独白诗。他从勃朗宁那里学到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加诸在一个历史场景或者历史人物中，好让这种个人体验从戏剧或诗歌的角度都更加客观化。塞尔努达在1938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戏剧独白诗《拉撒路》。此后他又陆续写了从圣经中东方三王平安夜朝拜的故事改编的《三王来朝》、关于科尔特斯占领美洲时手下一个小兵的《羽蛇神》、以费利佩二世为主角的《国王的座椅》等同体裁作品。诗人自己非常喜欢和满意这几首独白诗，他发现“诗歌的独白也可以是对话”，无论是诗人与读者的，还是诗人与自己的对话。

  经过英国诗歌的熏陶，塞尔努达的创作就进入了成熟期。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诗歌的几个关键主题。

  “精神自传”

  帕斯曾说：“塞尔努达的《现实与欲望》可以看做是一本精神传记，记录的是他经历过的一连串瞬间，是他对这些重要体验的思考。他的精神品性恰在于此。诗人用传奇向我们讲述真实的东西，从真实的事件中创造寓言。”

  现实与欲望

  塞尔努达诗作中最重要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现实与欲望，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全集起的题目。对他而言，现实反而是不真实的，欲望是他一生追随求解的无解命题。佩德罗·萨林纳斯曾经这样解释塞尔努达的这一永恒主题：“现实与欲望相对峙，就像世界这个大斗牛场里，斗牛士面对野兽。这种斗争冲突永远没有解决办法。” 在塞尔努达的世界里，欲望是一个他一直追问却始终没有回答的问题。就像在《我没有说话》这首诗中，从开篇诗人就明知欲望是无解的问题，如同没有叶纹的树叶，没有天空的世界。然而对欲望的梦想带来的痛苦从骨骼里一路直到冲破皮肤喷涌而出，唯一的解药是爱。所以两个影子相遇，短暂的目光交汇，足够两具身体一分为二，拥抱彼此，贪婪地接受着彼此渴望已久的身体，一半和一半，梦和梦，爱撕咬着两具相同的身体，相同的样子，同样的深爱，同样的欲望。这一节读起来如同观看皮影戏，没有清晰的面容，只有两个影子，在白幕上缠斗。然而这种肉体和灵魂的双重结合没有让诗人从欲望和现实永恒的纠葛中摆脱出来，这只是一种奢望，因为欲望若是问题，答案无人知晓。

  真理（爱情；战胜时间和死亡）

  在所有对塞尔努达诗歌主题的研究文献中，都会出现“真理”一词，对真理的寻找贯穿了诗人全部的作品。

  在他流亡之前的作品中，“真理”大都与爱情、自由相关，比如《如果人能说出》这首诗中，他说，“自己的真理不是荣耀、野心或财富，而是爱和欲望”，他心中的爱就是甘愿被一个人囚禁的自由。这首诗其实是我读过第一首他写的诗，当时就被最后一节震住了，“你证明我的存在：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没活过；如果至死不认识你，我没死，因为我没活过。”——一个人存在的意义，竟是靠另一个人的出现来证明。想起我中学时很喜欢的一篇二战背景的小说里，主人公费尔南多对他的爱人说：“活下去，用你的记忆证明我的存在。”然后转身离开，去接受审判。

  而在开始了流亡之后，塞尔努达的诗作主题有了改变，尽管依旧是真理，意义却已经不同，从“爱情”变成了“战胜时间和死亡”。内战和流亡，让他发现自己的孤独不再是一种自我意志决定的“流放”（此前他自主选择了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就与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而成为了一场大历史背景下的放逐。此前他的作品里也偶有“死亡”出现，但直到这时，所有无辜的死亡才让他真正体会到人类存在的脆弱（vulnerabilidad），我记得他当时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死孩子》，写的就是他在伦敦街头前一天还看见的流浪孩子，第二天就被炮弹炸死了。无能为力才是最悲伤的事情。

  他在创作《拉撒路》这首诗的时候，正在英国萨里郡的克雷格学校当西班牙语助教。那是1938年秋天，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会面让整个欧洲的神经都在慢慢绷紧。那年他在环绕克雷格学校的原野上遇见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在随后几年里死于二战，诗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和所有其他死于战火的人一样，名字早已被刻在墓碑上，《慕尼黑协定》只是推迟了注定的死亡。”所以他选择拉撒路这个圣经中死而复生的人物写下自己的第一首戏剧独白诗就很好理解了。《圣经》中，拉撒路的复活神迹可以看作是末日之后大复活的预演，但是他的复活与耶稣的复活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拉撒路复活之后并没有成为全新的、更加满有荣耀的存在，他只是重新拿回了自己之前拥有的生命；这种“恢复”生命只是简单的重演。这一点为塞尔努达再创作拉撒路提供了想象的依据。在诗人看来，被复活者的心情远不是纯粹的欢喜至极那样简单，当重生的拉撒路看到自己的肉体和死前一样，看到的世界也与死前无异，究竟是惊喜更多，还是失望更多？如果他知道走出墓穴就要面对痛苦如昨的生活，会不会犹豫？塞尔努达将这种感受总结为“破灭的惊喜”。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拉撒路》这首诗的结尾基调是明显上扬的，最后一节中，从肉体到灵魂都彻底复活的拉撒路切切祷告，祈祷得到忍耐的力量。而且他不是要为生命或灵魂忍耐，只为那双眼睛里的“真理”。塞尔努达的真理就是有一种力量可以战胜时间和死亡。在写下这行诗句的时刻，流亡中的诗人还是愿意相信或是希望自己能相信，有一天，一切会从谎言中被解放，在某一个空间里，时间和死亡都可以被战胜。

  这种对“真理”的信心到了一年之后又有了改变，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沦陷，佛朗哥独 裁统治拉开帷幕，塞尔努达意识到自己的流亡生涯成为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不再有终点，那一年10月，他写第二首戏剧独白诗叫做《三王来朝》，背景是《圣经》中耶稣诞生那一晚，去朝拜他的东方三博士。在这首诗中，三位国王带着各自对真理的期待上路，去寻找救世主，然而到了在朝拜之路的终点，他们发现自己渴望的救世主并未降生在帝王将相之家，而是废旧的马棚；发现自己满心期盼的耶稣基督不过也是肉身的人，和他们一样要臣服于痛苦和死亡。他们手中的礼物坠落，不再相信自己苦苦追寻的真理。全诗最后，塞尔努达为三王写了一个墓志铭：

  快乐，权势，思想
  在这里长眠。狂热已逝。
  他们寻找真理，找到时
  却不再相信。

  三王寻找“真理”的过程反映了塞尔努达自己内心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和探索。

  身体

  看塞尔努达的诗，就会觉得“身体”这个词实在是太高频了。与很多人追求精神、灵魂这种东西不同，在塞尔努达的世界里，拥有统治地位的不是面容，不是灵魂，而是身体。对他而言，人类的身体就是宇宙的密码。尤其是年轻身体的美丽是最具决定性的特质，是激发他灵感的核心，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和魅惑。

  ??一个年轻的身体就是一个太阳系，是所有物理上和精神射线的核心。身体是能量的源泉，也是精神的必需品。他对身体的爱，是将身体看做宇宙力量的化身。

  诗人的目光

  塞尔努达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穆斯林长老带着弟子走在路上，弟子听到动听的笛子声，问道：长老，这是什么声音？长老回答说：这是撒旦为世界哭泣的声音。因为撒旦获罪所受的惩罚就是爱上所有逝去的东西，所以他哭泣。——塞尔努达说，诗人就像故事里的撒旦，为被摧毁的、失去的美丽哭泣。

  我一直很喜欢塞尔努达写过的关于诗人的诗，1946年2月，他写过一首叫做《诗人》的诗，诗中说，一个诗人需要拥有三样东西：欲望、玫瑰和目光。尤其是目光，塞尔努达为诗人的目光赋予了很特殊的意义。在他看来，诗人是依赖文字的，更是依赖目光的。因为在他的目光里，能看见那个不可见的世界。世间万物因诗人的目光而重获意义，因为从来没有人像诗人一样看它们，这种纯粹的相知给一切生命。“周围的人并不留意那些事物的神秘与神圣，诗人安静的目光如同镜子，没在那目光里找到自己之前，造物都是盲目的。”

  结尾

  在刚才说的那首题为《诗人》的诗的末尾，塞尔努达写道——
  那段时间路过你，抑或是，你路过时间，

  晃动着不真实的墓碑。
  他在那里，和今天的你一般年纪：
  他的信仰所懂得的东西，你的信仰曾找寻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感谢他吧，一个愉快的词语
  因着我们的孤独，因着我们生于世的短暂时光
  而更显珍贵。只有你能对他说，
  对这个教你向何方生长又如何生长的人说：
  谢谢这朵世间的玫瑰。

  我至今还记得大三那年秋天第一次读到塞尔努达时的震撼和从那以后的痴迷，我很感激在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我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我再难忘记，也让我有了固执的梦想和坚持的动力。谢谢这朵世间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