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说：“诗歌是学者的艺术。”耿占春先生的诗，正是一种学者之诗，批评家之诗。他在《退藏于密》中写道：“一个朋友把这些札记称之为‘抒情的社会学批判’，我欣然认同这种赞誉。抒情的或诗意的，和社会批评似乎是一个悖谬的说法。”“抒情的社会学批判”，其实就是“诗人—批评家”，抒情正是诗人的天性，而批评家需要极强的理性能力。他的批评是一种“创造性批评”,是可以与批评对象共舞，甚或是脱离批评对象而成为一个自足的“文本”或“话语”。“作为批评家的诗人”，他不仅做到了诗思维与批评思维之间本质的等值，还写出了与哲学对等的诗歌。他不再是乔治·布莱所说的“在他达到自我认识的同一时候认识他人。”或“潜入被批评的思想的内部”，而是在批评主体这一角色中安身立命和在语言中安身立命。他的诗，是一种摆脱了对某一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文本批评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更为自在自足的、更为普遍的批评。在我看来，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篇“微型”的批评。他深谙一种“迂回”的策略，诗意义的迂回是借以达到目的的曲道，借用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的话来说，“诗的言语使思想的进程改变方向，它不强行改变，而是慢慢地曲折前行。它并不提供确定、清晰的意义，它以弥漫的方式向它激励的情感显示，而不是以指令的方式自我表现。”他的批评对象是“诗、语言、修辞、符号、政治、社会现实、历史……”,从《论写作、死亡与不朽》《论修辞》《诗论》《论语言的平庸之恶》《论符号》《病毒时代》等诗作之中，都能感受到他的一种“感性的诗学”的批评的魅力和诗的魅力。如果说批评是祛魅的话，那么诗就是一种“在没有神秘之物的神秘主义”的返魅。他的诗是思想和语言互为表象的诗性状态，指向了此诗之知与不知、彼诗道与未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读他的诗，有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快慰。
对耿占春而言，写诗属于生活中的“片段停顿”和一种“思想的休息”。他把时间全身心投入到阅读、思考和写作之中，他说：“就投入的时间或工作重心而言，似乎应该是批评、随笔、诗。”这并不是说他怠慢轻视诗，恰恰相反，他把诗看作是一种拯救的技艺或献词，把诗当作是远离批评、随笔的所辖区域之间的“郊区”。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国外的思想家、批评家都可以在著作中引用诗歌来例证自己的思想观念，比如阿多诺、鲍德里亚、布罗姆等。他的批评和研究对象是诗歌，他是洞悉诗之奥秘，拥有完备的诗学体系并形成了独特的批评风格的“诗人批评家”，他是一个遵行诗意地思和哲学化地思考诗学的批评家，他是一个对现代诗的隐喻和象征的特性有整体把握的批评家。他在一次访谈时说，“从开始读书，我的脑袋就是一个大舞台，各种人上来说一番。我的脑袋里什么都有，所以我的很多想法，你怎么能说那是我的呢？那不是我的，都是我读过的作者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说的不错，就再重复一下。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我的思想。”这并不是说他的脑袋就真的被各种想法所统治，被各种声音所搅扰，他有着自己“内心的主权”和现代性的面孔，诗，就是他强有力的声音。他已经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想法”，并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我觉得他们说的不错，就再重复一下” 这就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和素质。
他提出的感受性主体、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自传式理论写作等观点，恰好对应在自己的诗、随笔和批评写作之中。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提出的主张不仅是可思的，也是可行的。他是一个跨越边界和思想无羁的思想者，，他的写作资源是如此丰富，选择批评、随笔还是诗，只不过是借用不同的文体进行思想的输出和象征交换，以便获得语言的慰藉和诗学的慰藉。他的内心有一头“思想的灵兽”，“需要话语反面的一切喂养”。他“喂养正确而强劲的语言”（《需要的，恰如所有》），也被语言所喂养。他和语言是一种“目击道存”的关系，他享受语言的欢乐，也承受属于整个人世的苦难。他从语言出发，链接身体、社会、历史，把精神分析从个体身上的运用扩展至整个人类集体的运用，这么来看的话，那么他写的诗就不是表达一己之悲欢的小诗，而是在写一首具有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大诗了。或许，也可以简单到“诗，只是一个赐福的比喻”，一种治愈系的净化的力量，一句慰藉的话语。而那些诗之外的重量，都属于读者接受美学的附加和诗人“思想的休息”的打扰。
他越过了即时的批评、职业的批评，进入到了大师的批评的阶段，他在即时的批评和纯学院的批评两者之间找到了游刃的余地，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他的批评可以被称为“寻美的批评”，他的诗歌写作可以被称为纯粹的审美的享受或思想的休息。他在《论民主与诗歌》一文中说：“一个民主的人就是一个诗学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诗学的人”，反过来说，一个诗学的人，也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人。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位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的先行者。诗人和批评家的两种身份在耿占春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巧妙的平衡与合理的转换。他写诗的时候，有一个批评家的自己躲于身后，对于诗人的身份静观而不语，这是另一种的“观自在”。他履行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时候，诗人之“诗”已然成为他批评的利器，他的诗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使他在批评的过程中更靠近真理和意义。他的诗，从某种程度而言，有种“以文入诗”的特点。“人们被诗歌所打动，也就是被吸引进个人的感受性之中，诗歌把个人感受性聚集在一起，更深层的这真理仅仅通过这种感受性才会出现”（耿占春）。换言之，他在用诗人的身份和语言来拯救弥散的感受性，这是诗歌话语对于批评话语的给养与互为补充。诗歌话语拯救了“受难的感受力”，诗歌是关于月亮的想象，而批评的话语仅只是指向月亮。
他写诗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人奔向属于他的“十字架”，这是属于诗人的使命，作为批评家的自己不干涉，也不僭越。诗人不满足于在语言的世界里“创世”，也要尝试从语言到行为的“救世”。而批评家的自己不参与创世的过程，他只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用挑剔的眼光对诗人使用语言创立的世界进行挑剔和责难。诗歌与他而言，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思考。批评家之诗是一种诗体的文论和批评，而诗人的批评是思与诗的合一，是辨认出语言里的“诗、真理和美”的过程。诗即是批评，批评即诗。他借用了诗歌的外衣来掩藏思想着的肉身。如果说批评是智识的消耗的话，那么诗歌写作对他而言就是智识的节日。
与哲学相对等的诗
史蒂文斯在《作为阳刚诗人的青年形象》一文中说：“诗歌，我们一直将其思考为至少对等于哲学，可能更超乎其上。然而定义的领域是一个护教学的领域。把诗歌定义为一种非官方的存在观，将它放在了与哲学相对的位置，同时也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耿占春的诗，是“棱镜的深思”，如“纯粹的铁，坚硬如一块鹅卵石”，是一种与哲学相对等的诗，他的写作是进入了“护教学”的领域，甚至是“在敌人的领地内行走，在被别的地方对死亡的定位划出了的受保护的区域之外”（德·塞尔托语）。称耿占春为“诗性的哲学家和哲学性的诗人”，或许也是合适的。在《论写作》一诗中，他写道：“让写出的/未说出的，成为事物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词语”“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成为话语而非/像一块裸岩那样闭关，或投入行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诗人已经写作的内容指向了“不可说”“不可见”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既属于哲学的内容（梅洛·庞蒂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有涉及），又属于一块待开垦的领地。他是在“诗意地思”，“我想说的话，却愈来愈少/诗，语言的禁欲主义/勉强满足了沉默的戒律”，禁欲主义的语言，无疑也是一种“清晨的语言”、“清凉的语言”和“清洗过的语言”。遵守“沉默的戒律”，意味着把行动提升到语言之上，代表着对理想境界的渴望。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独自表达他的需要；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或许诗人的写作，就是让“一个深感无助的人”能够找到对“权利的语法”的违反与僭越的一个合法性，正如耿占春在诗中所写：“写诗令我不安，就像一种僭越/或非法使用未被授权的权力”（《诗论》）。
人身上具备语言的能力和死亡的能力，在面对生命的有限和必死，语言和死亡发生了关联，语言的能力转向了对死亡能力的抵制。诗人耿占春曾说：“语言，你怎么能不是我生命的最终守护神呢？”在他的《论写作、死亡与不朽》这首诗中，诗人是一个向后世说话的“已逝者”，死亡伴随着庸人和“最智慧的人”，诗人不仅抵制着庸俗的言语，也抵制着死亡。“让庸言闭嘴”如同惊堂木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庸言意味着对死亡的顺从和妥协，意味着词语的缴械。
语言问题不仅是哲学的主题，也是诗与诗学的主题。在他的《论语言的平庸之恶》一诗中，诗人说：“如果语言也一起堕落了/那些说话的人就会搅浑一切”搅浑一切的是“庸言”，平庸的语言就是一种未获水与血洗礼的一种“原罪”。如果说“诗是一种反能量耗散的话语结构”，那么平庸的语言早就成为了“话语的灰烬和废热”。在语言和沉默之间，耿占春亦能做出一种平衡。在语言方面，他即信任语言也信赖沉默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信任沉默的言语，“诗不过是/世界的散文里剩余的沉默”（《世界的的散文》）。诗人耿占春抵制平庸的语言，抵触“博学地撒谎”，可以区分“比喻里的毒液”和“修辞里的药剂”，“我们靠比喻的残渣余孽过活”（《论童年时代的修辞学），而匮乏于“赐福的比喻”。
他在《连山》中说：“且等黑暗转亮，消失于文字的生命”。他自己已然处于“等黑暗转亮”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他已经把那个“等”的时间熬过了，所以，他处于一种“亮”的渐强之中，而“消失于文字的生命”又让这些文字有了生命力，仿佛“词语”都有了肉身，思想都找到了躯体。
他的这些与哲学对等的诗歌，充满了思想的激情和治愈性的力量。他从感性和理性两个路径抵达真理，“一种诗歌的心理学已经找到了通往中心的路”（史蒂文斯语）。
诗人的眼光看世界，批评家的眼光看自己
他看世界的眼光是诗的眼光，他用诗的标准来衡量当初那个用语言说出“要有光”和创世的至高者所创造的世界，当下的世界与原初的世界有了裂缝，诗的世界变成了谎言的世界。当他写下《世界荒诞如诗》的标题，是对这个有裂缝的世界的痛心，是把世界拉近诗的一种企图，但是世界与诗之间横亘了一座荒诞的山岳。当诗人耿占春写下：“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道路/像逻辑一样终结的时候/在可说的道理变成废话的时候”，诗就在“道路、说话和道理”这三者之间切换。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圣经·新约》中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道路和真理”。当他写诗的时候，他就复活了灵性的生命，他在用诗来与神沟通，他在用诗寻求一条生路，他在复活一种古老的技艺“从废话里提炼道理（真理）”。“在道路/像逻辑意义终结的时候”，就是诗意在诗里复活的时候。正如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终结的道路必然能开出一条“非常道”。在一个偏离了诗的世界，荒诞成为世界的别名，写诗就是排除或扫除“废话里的易燃易爆品”，写诗就是对“家法”代替“宇宙法或世界法”的批判。“开始写诗，在沉默/在夜晚噩梦惊醒的时候”，诗人不再“在沉默中寻求庇护。然后，随着上升的冲动，此前不能表达的东西能够用言词表达，通过某种奇迹般的简洁，采取明喻的方式，激发一种新的热蜡从密封环的压印中留下”。诗人沉默是因为语言比邻黑夜，而开始在沉默中爆发是因为想念语言接近神光的时刻。
来源：《诗建设》作者：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