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唐寅九的诗歌找一个关键字，那一定是“时间”。自从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时间作为一个可感的形象便成为中国人口吟不绝的题材，“浮光”、“流光”、“光阴”、“春秋”、“岁月”等词汇背后的公约意义也是以流动不居、稍纵即逝、难以把握为基础的。所谓“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宋玉《九辩》），时间的迁逝与人间的离散变乱相组合，生成了悲欢事。新诗除了继承古典时间诗学的意象路径，亦有较新的探索与表达。如柏桦的“下午诗学”以生命体验为出发点将时间感官化；顾城《许多时间，像烟》则凭借通灵般的感受深入到潜意识的奇异空间，在奇特的想象王国寄寓时间以新的性格。

唐寅九的时间书写不同于此，首先他对时间的刻画并不是简单的赋形与拟格。比如在《时间的小手》一诗中他写道：“那时间的小手满是怜惜/现在穿过竹林/那思念的人影，到了湿热的河岸”，诗人在这里将时间隐喻为女性，以女性的柔顺、娇弱来映射时间的无辜，但诗人别有辞章之处还在于他捕捉到这一意象之后以长镜头的方式营构了一个完整的意境——随着诗人之笔，我们看到林中之雾、岸上月光：“我总想拨开迷雾/看清她的脸”、“……岸上的月光/皎洁……”；随着诗人之笔，我们看到了戏剧化的时间之恋，“她……/皎洁却令我羞怯”，“……那个勇敢的人曾经在走廊尽头站着/……他命令我，让我止步、走开”。诗人因象生境、随物宛转，在一个零度空间中呈现其生命体验中的时间省思，细细分析来，诗人所假想的“我-她-他”的关系网络，“她”是“我”未能珍惜或把握的姑娘，“他”是喝止“我”放弃的他者，但他者并非这出悲剧的决定性因素，根子上的原因实则是“我”之错步：“我所迷恋的/原来只是白衬衫上的一小滴蓝墨水”。此诗语言平实、简约，构建的意境却深邃感人，韵味十足。“竹林”、“河岸”、“迷雾”、“月光”、“水影”等意象既有在水一方的直白与深情，也有洛神之遇的委婉与惆怅。美国自白派诗歌中有所谓深度意象主义，即打通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联系，在意象的呈现上将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舍弃客观的自然物象而偏爱梦幻般的幻觉意象，通过近乎意识流的方式搭建一个繁杂迷离的精神迷宫。唐寅九的写作与此近似，在意象的呈现上有意识流的漫溢性，其连续的意象集群中有归象于心、返象于心的主观性，不过他的技法更为东方化，更具有东方美学的内敛与互通之美，通过意象的互文性、蕴藉性，他的意象与意境与整个诗歌传统有了映照与对话；通过意境的交感相兴，形象与感觉的传递也有了亲切可感的婉约情致。这是一个东方人的诗化精神，他知道如何在历史的回响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亦实践着物我交融、诗兴文思、别有寄托的东方美学。
诗人以戏剧化的情景，乃至神感灵通的意境对抽象的“时间”所做的思维深绘，同样也表现在《秒针》、《时间的傻姑娘》、《明晃晃的下午》、《阴雨天》等诗中。《秒针》一诗尤其特别，在诗的戏剧化一途上别出心裁，大大增强了此种手法的表现力。《秒针》起首通过一个“误会”制造“悬疑”：“某年某月某日/我停下来，用秒针对准喉管/它一直在寻找我的要害部位/误以为我想成为一个哑巴、自杀者、受虐者、废物/以及某个事件的证据”，随后以福尔摩斯探案过程来“还原”案情经过及背后真相，扑朔迷离的是“秒针停止，刺入那人的眼球”，受害人、见证人和嫌疑人三位一体的设置使人不得不怀疑人类理性的限度，“福尔摩斯找人问话/在人的表情和只言片语中建立逻辑/可所说全是废话/我当然只有沉默”。在诗人看来，假定的“动机”与呈现的“真相”之间并没有固定的逻辑规则，首先，“动机”要达成目的即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秒针断了/停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刻/路过和围观的人全成了证据”；其次，随着“真相”的进行和修正，“动机”也是可以隐藏和改变的，“在秒针断掉的那一瞬间/牛鬼蛇神叮当作响/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女妖在反复吟唱/事情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质疑线性的时间观与线性的逻辑推理——它们的耦合或许并没有必然的、合理的关联，反而可能会因为强势的心理暗示而误导人们推导出自以为是的结论。诗人以法医的冷酷沉着分析：“三天后他出具报告/罗列那天的蛛丝马迹/有条有理/人一死，逻辑便登场/推理成为主角/楔形铁片打入人的大脑”。在这里，无法开口说话的受害人、死者象征着“昨日之我”，而且是以“证据”锁定的“昨日之我”，在“我”还没有申辩之时，作为时间叙事的“秒针”便已然将之标记为“哑巴、自杀者、受虐者、废物”。想想吧，“秒针”之于时间正如镜头之于摄影师，笔墨之于诗人，它在叙事，在编织关于人和万物的文本，它指向哪里在哪里停止在哪里断掉并不仅停留在现象学的时空层面上，更为复杂的是在意义生成的精神空间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节，诗人于虚无之境升腾起一种斗争哲学，向读者传递乐观的辩证主义：“我渴望回到某年某月某日/秒针在和我对视/我决不退却/心里却十分明白/总有一天我会低头哭泣/

（编辑：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