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写作的历史困境及使命

潘建设

陈家坪基于“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人诗会的活动，诞生出了这本《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从一个个青年诗人群体的整体性思考中展现了中国当下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理念的一个侧面。读完《桥与门》，我抛砖引玉，希望能通过我的梳理来引发更多人的思考。

  《桥与门》共采访了19位青年诗人，其中，80后12位，70后3位，60后4位。虽然是以北京这个地理坐标作为依据，这本书在选择对象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我看来，这一群参加北京青年诗人诗会的诗人更像是一个写作群体，他们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共性，那就是他们的学识和见地要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生或一般的知识分子。显然，采访者陈家坪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文化或精神探究性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来进行对话。

我暂且将这群受访者的写作列入高级知识分子写作，较之80年代诗人们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即表现这个光怪陆离的当下中国困境，以及要从历史、文化、哲学等浩如烟海又磅礴斑杂的百家争鸣中理出一条线杀出一条血路的突破意愿。有高级知识分子写作自然也会有知识分子写作、平民写作甚至是草根写作，区分的关键自然是读者对象，要看面对的是知识分子、社会大众还是底层百姓等等。

高级知识分子写作，意指他们不光要写现实，而且还要把这个现实放到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哲学史背景的大语境中去考量，因为他们本身是有大量的知识作为承载的，这就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要写，还要写出历史的变量。他们不光考量现实，还要考量历史，因为简单浅白的抒情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在叙述中追求知性和智慧。那么这种写作必定困难重重，必须从学理上、逻辑上来把握要表达内容的精准度，以及要面对由此带来的各种失真问题。当然，我不知道，是他们难以从现实的日常体验中有所发现，还是必须要瞥回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寻找两者之间共存的线索。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写作，在诗歌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在承担着更宏大的责任和使命，需要引起诗坛的注意。

  以前的知识分子写作，更像是学院派写作，现在的新知识分子写作，更像是博士生写作，即表现出博学、深度以及人文修养。我觉得这又要回到诗歌的效用和读者对象上来。自觉自己的写作介于知识分子写作和平民写作之间，自身的读者对象是读过大学有一定文学修养和生活体验即可的人。我描写的是日常的生活体验，选择的是容易引发共鸣的话题，只要认真阅读，一般人都不难以理解。很多国外优秀诗人选择的也是这条路径。高级知识分子写作更难，受众更少，社会影响式微，因为他们的读者对象是要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同时也要有较高的诗歌鉴赏水平，我觉得这样的读者不是没有，而是很难找。

  诗歌写作应充分考虑到传递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有效性即是读者的理解能力，这个诗既然是写给人看的，诗人就应考虑到自身的写作要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所肩负的责任。不考虑读者感受只顾展示自己博学的诗人当然也不能奢求有多少人能理解。让稍有文化的人能读懂或者说能从中各自感悟便是诗歌传递的有效性。摆脱空口说教和不恰当的虚妄想象让读者从诗人展示的日常体验中大受吸引感同身受可增加诗歌传递的可信度。这些都是诗人写作的才能之一。

  据我对西方诗歌经典的阅读经验来看，但凡大诗人，无不具有很强的亲民性，它们的诗歌永远不是那么晦涩深奥，难以理解，而是有易有难，以易带难，每个人都可以在诗人的思维转换过程中从此岸顺利到达彼岸。我觉得诗歌写作的方法，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桥”与“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有一条桥梁或一道门来输送读者从你的日常体验的此岸到达你要表达的彼岸。

  这群受访者试图悟得上乘绝学并修得深藏绝技的想法可敬可佩，但要量力而行，在认识论和表现技术的方法论上要同步而行，方能大器晚成，成为沃伦、里尔克、艾略特或是米沃什式的大诗人。

我、车邻和陈迟恩，都是玄鸟诗社的成员。来北京工作，也和车邻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来京之后，我并没有主动去融入北京的诗歌圈，我的孤傲和自觉的流放迫使我像一个边缘人一样生活，做一个“缺席的在场者”（陈迟恩语）。本书中除了车邻和陈迟恩的诗歌我读过外，其他的诗人，我概不了解，也没读过，仅在读访谈的间隙中试着找出几位相关诗人的作品来读了读。在此，我只选择一部分80后诗人的受访者言论来谈谈我的看法。

江汀在访谈中谈及诗歌要应对时代的思想流变，“只有先期获得公共生活经验的人，才能有‘沉寂’。”对此我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我更偏向于诗歌的私有经验，这些私有经验一旦被开发和提升，就有变成公共经验的可能性。私有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一定有一条暗道可以自由出入。关于江汀提出的音律问题，我觉得现代诗歌虽然不注重韵脚，但诗歌内在的节奏和词语的音律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只是大多数写作者没有注意而已但实际上可能已经不自觉地完成了。

  张光昕对于批评和写作的发言是很准确的，批评既是对当下写作现状的评判，又带有创设性的思想引领。只有带有预言性的批评才能促使写作者找到新的写作方向和新的可能。只有打碎才能重建，只有时刻保持更新的状态才能接近这个变化中的时代。希望张光昕在批评领域可以再接再厉，担此重任。

  李浩提到自己写作中的灵界状态，一种“自明”的恩赐，喜欢深入幽微神秘之地把握那种不可言明，通过自我与奇象的水乳交融，直至真理。当然，追求这种残酷的迷人气质，需要勇气，也需要警惕过于空幻而进入另一种自我的偏执，从而丧失诗歌的可信度。

苏琦（苏丰雷）在采访中所秉持的低调让我感到惊讶，虽然我对他这个人一点也不了解，但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其实已经非常到位。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能不再以“业余”诗人而自居，“基于生命本质冲动的修辞学”写出震古烁今的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好诗。

  昆鸟身上有难能可贵直奔目的而去的直接，正是这种直接让他保持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发出自己怎样的声音，也就形成了陈家坪读其诗所留下的印象“果断和决绝”，昆鸟意在为诗歌减负，或者让诗歌还原成诗歌，而非带着沉重的镣铐和过多的道德绑架，他的作品正是在那种不讲究任性写作中成为真正的诗。昆鸟明确提出了“反文学的文学化”，脱掉文学的一层又一层包裹作品的外衣，让作品的内核裸露出来，露出那份柔软或应有的特质，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回归真性情，诗歌也才能得到救赎。昆鸟并不反对一个诗人掌握大量的知识，不反对诗人拥有智识，但在言说时要保持纯粹言说的骄傲。对于使用何种语言形式，昆鸟主张听从自己内心最原始的感受。昆鸟的桀骜不驯和我行我素是一种天才的表现，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昆鸟的天才和自信正是由他的桀骜不驯和我行我素所造就的。

张杭在受访中也强调，“这些诗给我的震动和启示是极其直接地言说最重要之事，重心是最重要之事，而在语言上，则是于我重新唤起平白言说和口语的力量。我诗中意象越来越少，这或许是一种洗涤。洗掉意象，我更清晰地看到语言本身的审美所在。”其所说的直接和我们玄鸟诗社在2008年提倡的“直接抒写”写作理念不谋而合。关于“直接抒写”，我们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叙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陈迟恩在受访时谈到要避开直接言说，以“迂回”、“比喻”、“隐藏”或“遮蔽”的写作方式来观察、审视生活，展现“内心的幽思”。这种故意的背道而驰的写作，或许可以令迟恩的写作越发写得神秘，故意隐掉那份真切，从而伪装起自己，与这个社会的冷漠与喧嚣“同流合污”而变得“面目全非”。

戴潍娜集美貌、才华和智慧于一身，在受访中戴潍娜谈到物理、数学、历史、翻译、佛经、考古以及更多学科。戴潍娜出身于学院却自称“反学院的学院派”，认为“写诗是一种智力上的奥林匹克，好的作品会提供一种有力的宇宙观”，自己会在写作中为读者设置阅读的障碍，把内心的温度、精密度、强度、速度恰到好处地表现在诗歌的纹理之中。戴潍娜甚至认为，人类从母系社会让权于父系社会，是因为各大文明的语言都产生于“父权制”社会，父权制的语言决定的男性的政治地位优越于女性。伟大诗人的每一首诗都在推动语言的进化，重新调配语言中的权力关系。戴潍娜对颠鸾倒凤、奇状怪象的丰富现实食材的态度是借助扭曲的镜子制造迷惑，从中抓取那些最本质的东西。天才戴潍娜心气奇高，学识渊博，能否日益固化沉淀成为大师，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王东东认为经验需要转化、提升和铸造，从而让经验达到表现的效果，这正是我们诗人应该做的，诗人们不是缺少经验，而是缺乏转化、提升和铸造的能力。他提到“瑞恰慈好像就把良好的读者当成了一种连通器，作者和读者所能达到的经验范围也就是水平面有落差，但诗歌本身应该是大气压。”个人认为，诗人的写作应把自身的经验变成一种能动力，变成带动读者体验的大气压。也比较认同王东东所说：“诗歌成为了一种对人性希望的铸就，同时也是一种抵制荒谬和悖论的力量。我相信，诗歌的困难就是生活的困难，诗歌的至福就是生活的至福，真正的诗人应该是真正在生活的人。”对诗性事件的条件以及其中的传奇性经验问题，王东东阐述得比较准确有见地，在此不再赘述。

虽然这是一本高级知识分子写作的经验访谈，难免会有阳春白雪之曲高和寡之嫌疑。但关于诗歌的争论和命题从来都是不休不竭，在这群青年诗人大胆探索小心求证中，总能碰撞出不少真知灼见，从而去伪存真，水落石出。80后们这一代已经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逃无可逃，必须将中断的诗歌传统重新捡起，并站在历史的庞芜废墟和新的高度上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2016.8.20 草就北京·玺萌苑

（编辑：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