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一词出现较晚，大约在汉代才开始被人使用。东汉郑玄在笺注《诗经·大雅·抑》“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时说，两句诗的意思就是：“我教告王，口语谆谆，然王听聆之藐藐然。”这儿的“口语”虽有苦口婆心之意，基本词义和今天所说的“口语”是一致的。口语的概念虽然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比如网络语就是对传统口语概念的一次巨大拓展），万变不离其口。“口语诗”概念的出现则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口语诗形态的历史则十分久远，甚至可以追溯至史前时代。晚清诗人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强调手口的一致性，则未尝不可视之为口语诗理论的先声。口语诗的本质，在于不断向丰富苦难的生活吸取原生的力量，在于永远扎根于大地的深处获取鲜活的养分，在于始终秉持一种既解放又独立的写作立场。

缘起：比文字更古老的口语诗

考古学者在欧洲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及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的口腔中，就发现了便于发声说话的特殊舌骨——以此推断，人类的语言发音史，至少已有三十万年的历史。尤其是当我们的祖先进化出一套较为完整的被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之为语言习得装置（LAD）时，人类更拥有了非凡的学习、创造语言的能力。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的，人类是什么时候发出第一个有明确意义且为群体所明白的音节的，所发出的第一个单词具体又会是什么意思？这些简直是一个个永恒的谜，无数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为此耗竭毕生心血。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不应该交给语言学家，而应该交给哲学家或诗人来完成。我虽然不知道人类说出的第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但一定与爱相关，比如对母亲的呼唤。也可能与劳动相关，语言起源学中确实也有一种说法，叫做语言共同呼应说（Yo-He-Ho理论）：人们在完成体力劳动时所产生的呼喊声或呻吟声。这和鲁讯所说的中国人第一首诗是“杭育杭育”是一个道理。还有一种语言起源理论者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在游戏，歌唱和爱情的场景中产生的。

从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单词那一天开始，口语就出现了，广义的口语诗也将随之诞生。从那一天到今天，这是多么悠远的历史，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书面语的严重滞后。书面语出现的前提，必须有完整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形成——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也才五千多年，不足六千年。伟大的汉字史，满天满算也不到四千年。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的人类之间交流与情感表达，主要依靠的就是口语（当然还有今天仍然不能舍弃的身体语言和手势）。在人类最早文字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口头语言已相当发达了。以最保守的尺度估计，口语传播的早期口语诗歌史，一定比文字史要古老得多，至少已在六千年以上。因此口语诗的历史，比文字本身要古老得多。大量的人类学调查表明，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照样存在着丰富的诗歌艺术（包括音乐、绘画和舞蹈）。这些来自劳动和爱情的诗篇，这些“杭育杭育”诗篇或“葛天氏之乐”，是人类祖先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口语诗及口语诗艺术！其残音和遗响还部分地保存于早期的史诗（包括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神话和传说中。保留在中国的《易经》《诗经》或《楚辞》中，还有众多古歌谣之中。

西方诗学批评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即原型（Ｐrototype）批评。原型批评最早是由学者们在研究神话时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提示出人类古老的母题或原型。后来，美国哈佛大学梅尔曼．帕里（Ｍilman Ｐarry）及其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研究荷马史诗时，在原型的基础上又提出套语理论。无论是原型还是套语，其中都一定潜藏着更为古老的，口语史诗的密码。 事实上，很多民族的史诗并不是以书面语传播的，而是以口语传唱为主要形式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几乎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一句：一部人类早期的史诗，就是一部最为壮丽的口语诗。

南音：第一首汉语口语诗来自巴蜀大地

百余年前，也就是民国二年（1913年），蜀学巨擘谢无量（1884-1964）写出惊世骇俗的《蜀学原始论》（原载于《国学杂志》第六号，后入选中央文史馆馆员文选《崇文集》）。谢无量在该文导言中断言“蜀有学先于中国”，并从儒学、道学、佛学、文艺等诸方面力证其是。论及文学时，谢无量指出：“文章惟蜀士独盛。有四始：一、南音，涂山氏创离骚所出。二、赋或曰赋始荀卿，然汉志录赋实首屈原，原所生即今巫山地。三、古文陈子昂复兴。四、词曲李白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谢无量的说法或有可商量之处，但将蜀学提高至中华文明源头的高度来认识，确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只有在此一高度的认识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华夏文明始祖黄帝的妻子会是四川盐亭人嫘祖，他们生下的两个儿子玄嚣（青阳）和昌意的主要活动区域，为什么是在四川境内的江水（岷江）和若水（雅砻江）一带。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下五帝之一的高阳（颛顼）。也才能理解，为何大禹的故乡不在别处，而在四川的汶川或北川。

谢无量所说的“南音，涂山氏创离骚所出”，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的理解，南音即南方的声音或音乐（还应包括南方的气息和温度，南方的节奏和韵律，南方的风土和腔调，南方的忧郁和抒情本质），这声音或音乐是南方诗歌早期代表《离骚》的源头。谢无量的说法，当出自于南朝梁代文艺批评家刘勰（彥和）《文心雕龙·乐府》的论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在这段话中，提及好几段重要的远古诗歌：葛天氏的牛尾八阕歌、黄帝的咸池歌、帝喾的六英歌、涂山氏的候人歌、夏王孔的破斧歌等。这些远古诗歌大部分没有能够留传下来，那时还没有文字记载呢，只能口耳相传。唯一流传下来的是“南音”——最早见载于战国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现在重庆南岸还有涂山寺）。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它不仅是中国南方诗歌的初啼，是《离骚》的源头，也是《诗经》的源头，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首被记录下来的口语诗。

有趣的是，这首中国最早的口语诗“南音”正好来自于巴蜀大地，而且还是由一位巴蜀大地的深情女子涂山氏所唱出来的：

“候人兮猗”   

用今天的话说：我在等我的人啊，唉！

这是真正的口语诗，带着原生的、永不向命运和时空屈服的勇气！多么简单的诗歌，又是多么美丽、迷人的诗歌啊！

血脉：中国诗歌史中的口语诗

中国诗歌史，从“南音”到《诗经》（尤其是“风”诗）《楚辞》，再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口语的血脉从未中断过，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始终奔腾不息。西南联大时的吴宓先生就说，所谓白话诗（口语诗）也算不了什么新发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等等都是白话诗。唐代著名的口语诗人王梵志、白居易不用说了，就说说李杜吧。李白不仅以大量口语入诗写诗，甚至还把孩提时代的语言写进诗中。那首著名的《古朗月行》就是这样开头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多么可爱的诗，多么明亮又忧伤的诗！

再说比较严肃的杜甫。大家知道杜甫的写作，比起李白来要严谨得多，并且杜甫在诗史上是以善于用典而闻名的。宋人黄庭坚崇拜杜甫的一大理由就是：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俨然把杜甫塑造成一个最整饬的书面语（雅语）诗人。然而，天下的事物总额另强化一面，不能一刀切。在我看来，杜甫是唐代口语方言的积极倡导者、热爱者和践行者。只要我们仔细想一相，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由：一个如此关心苍生疾苦人民命运的诗人，怎么可能不去关心和使用人民的语言（口语）。诗史上第一个真正认识到杜甫之伟大的诗人元稹目光如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仍情亲， 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所谓杜甫爱用的“当时语”是什么语？毫无疑问，就是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民间口语，包括各地（杜甫足迹所至的洛阳、长安、秦州、成都、巫峡等）的方言俚语。宋人孙奕在《履斋示儿编》中就说：“子美善以方言俚谚点化入诗句中，词人墨客口不绝谈。”比如杜甫在成都草堂所写的《漫兴》九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结句的“打着人”显然是成都口语，迄今成都人在什么东西碰着什么的时候，仍然这样说。我经常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杜甫在巫峡时所写的《戏作俳谐体遣闷》：“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是什么东西，后来的杜甫研究者为此聚讼纷纭。其实乌鬼不是别的，就是善于捕鱼的鱼鹰而已。杜甫使用当时的民间口语入诗，简单十个字就勾勒出一幅朴素的峡江风情图。杜甫才是口语诗高手，也是白描大师。

很多禅宗僧人既是世外高人，也是口语诗人，前面提及的唐代王梵志，还有寒山拾得都是杰出的口语诗人。宋元时代的禅宗大德也出了不少口语诗人，比如圜悟克勤《碧岩录》所载蜀僧雪窦重显举的一则公案：“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这个大龙就是宋代鼎州大龙山的洪智禅师，白兆志圆法嗣。他脱口说出的这句口语诗，真的是美极了。因此，我在一首诗中才这样写道：

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珠玑十字，秘境十方

大龙禅师脱口而出

真的很美啊

    明人冯梦龙酷爱民间口语诗，他称之为“山歌”。冯梦龙的《序山歌》，堪称中国第一篇口语诗宣言：“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於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剌之，尼父录焉，以是为真情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这种来自民间，原生的，自然的力量，实在是推动诗歌前进的真正原动力。

在此，我也要理直气壮的宣称：口语诗是人类的，口语诗是人民的，口语诗是人文的，口语诗是人性的！

交织：最口语的可能是最书面的

从语言史或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分——所有的书面语都来源于口语；几乎所有的口语，都有书面语的根源。在书写文字形成的早期，口语大于、多于书面语；随着文字的不断成熟和书写条件的便利，以记忆、传承与叠加见长的书面语，便开始大于、多于口语。

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至今天，已很难将口语和书面语截然分开，它们始终交织在一起，甚至成为镜子的两面。稍稍了解一点儿中国词汇及音韵史的人都知道：口语或口头语中，常常保留着最为隐秘，最为古老的文化信息。已经失落的古代汉语的发音及意义，常常不是保存于书面语中，而是保存于方言俚语中。因此，研究古汉语的学者，视方言口语为语言活化石。口语并不是像现在所谓的口语诗人所宣称的那样没有附加意义，没有象征，没有隐喻，没有屈折，没有来由。恰恰相反，真正的口语一定是充满象征与隐喻的，象征与隐喻是语言的本质，而且是字字大有来头的。举个关中口语例子吧——举关中纯粹是一个巧合——我刚好就想到了关中，那是大唐的关中，大唐的国音。而且，先秦时代的关中方言还有一个可能今天的口语诗人最不愿意听的名字：雅语或雅言。原始的狭义“雅言”，本指周朝王畿（以关中为主）一带所使用的语言，也可以称之周人语言。《说文解字·隹部》：“雅，楚乌也。一名譽，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隹，牙声。” 这儿的意思很明白：“雅”是一种鸟名。这种鸟（乌）的名称，因地域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称呼（方言词），秦地（西周故地）人称“乌”为“雅”，后写作“鸦”。乌（雅）是一种什么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乌鸦。《小尔雅·广鸟》：“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乌。” 有人认为“雅”“乌”在语音上也有联系，《广韵》“雅”（鸦）为疑母鱼部，“乌”为影母鱼部，清人朱骏声就说雅即乌之声转 。周秦之人何以会用一种鸟名来称谓其语言，应该有着更深一层的民俗学意义，或与乌鸦崇拜有关。西安人现在把“吃饭”叫作“咥饭”，如果在现代诗中用上这个“咥”字，应该够口语了的吧？我看未必，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生僻相当文言相当古典的一个字。这个“咥”字来自于古老的《易经》:“履虎尾,不咥人,亨。”所谓“咥”，就是“咬”。再举一个关中口语的例子，西安人赞美什么“好得很”时就说“嫽的太”，这个“嫽”字，在《方言》中有解释:“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或渭之嫽。” 你说，这个“咥”或“嫽”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我经常还爱举一个例子，四川东部地区尤其是重庆达州一带，老百姓形容某个人为人不踏实、不靠谱、健忘时爱用“恍而（二）惚兮”来表达。这个“恍而惚兮”是一个地道的口语，但是，它也是一个极有来历的书面语：来自于深奥的《道德经》：“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那么， 这个“恍而惚兮”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阅读古代典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口语意义的传达与时空成正比：离口语传播的地区和时间越近的人，越容易了解它们的本意；反之，时间空间逾久远的方言口语，其意义也就越难以理解。这是口语的一个悖论：口语本来是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而形成的，但一旦进入书写系统，由于剥离了口语产生的具体生态环境，它的意义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隐晦。这样的例子，在《诗经》和《楚辞》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诗经·国风·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经过闻一多先生的考证，认为这儿的“鸿”并非大雁（天鹅），而是卫地方言的“蛤蟆”。我突然想到俗语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会不会与此诗有关？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口语的高流动性和变迁性所致。这也为纯口语诗写作者提了个醒，你们的作品，过了几十上百年，会不会就很难为后人所读懂了。当然，很多口语会沉淀下来成为书面语，甚至成为较为核心的书面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世上只有两种诗歌

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瑞典文学院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指出：“好坏”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至少在词源上先于“善恶”的范畴。如果在伦理上并非“容许一切”，那正是因为在美学上尚未“容许一切”，也正是因为光谱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婴儿哭啼拒绝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出于本能，作出审美选择，而非道德选择。

我这儿所说的好与坏既属审美范畴，也属道德范畴。我从不以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来判断诗歌的好坏与成败，用口语也好书面语（雅语）也罢，诗歌写得好不好，之间没有半点儿关系。你用口语写诗，写出来的可能是一首卓越的诗，也可能是一首很烂的口水诗；你用典雅的书面写诗，写出来的可能是一首能流传下去的诗，也可能是一首很糟糕的腐朽诗。诗歌的生命是自由，而自由的基本前提是多元性与多样性，如果失去这样的多元与多样，那就成了诗歌的大一统，那就是诗歌的纳粹。因此，你不能因为你选择了口语写作，就可以将口语诗抬高至神灵的地位，就将自己鼓吹为诗歌的教主或山大王，这是一种彻底悖逆诗歌精神的无知行为；相反，也不能因为你选择了书面语写作，就可以毫无理由地否定或打击口语诗。决定一首诗的品质，或者决定一个诗人的内核，与他是否使用口语写作还是书面语写作，之间也没有任何必然关联。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诗人的识见、情怀、天赋和风骨。

我坚信，世上只有两种诗歌：一种是能打动我们的有温情有血性的真诗歌，一种是味同嚼蜡的假诗歌伪诗歌。

（原载《诗刊》2020年第5期上半月刊“诗学广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