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发表第一首诗歌起，诗人梁平的创作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历程。

  “诗不管怎么写，要是诗。我知道诗有光芒，它的光芒不是来自词汇，而是来自诗人的一种力量。我知道诗有声音，它的声音必须用心去捕捉。”四十年来，他用自己的一颗心与整个世界“对话”。

  “大到宇宙小至蝼蚁，远到幽幽苍天近至渺渺心河，历史、现实、文化、自然、灵魂、人生等世间所有的事物，打传统眼光看去有诗意无诗意的仿佛都被诗人驱遣于笔端……”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注意到，颇具文化底蕴的梁平，不愿去关注那种不无吓唬人之嫌的绝对、抽象之“在”，倒是喜欢以“心灵总态度”的融入和统摄，在日常生活与情趣的“及物”选择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这种诗意的感知和生成机制本身，就隐含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

  在《家谱》后记中，梁平这样写道：“之所以取名为《家谱》，是因为这里面集结了我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以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他固执地认为：“我以为这种刻意的地缘写作，就是一个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一个找不到方向、或者没有方向感的诗人，即使写一辈子的诗，也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

  1978年，梁平在《四川日报》发表第一首诗歌。四十年来，他没有参加任何流派和任何诗歌运动

  记者：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清晰？

  梁平：我的创作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一开始不太明晰，把诗歌写作当作一种喜爱。20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和流派很多，我坚持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参加任何诗歌运动。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群体或流派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群体中加快成长速度，另一种也可能使创作视野和路子变窄。很多流派的形成对文坛有很多有益的贡献，但是久而久之，也可能成为近亲写作或门户写作。我可以学习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怎么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缺少对别人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成果的欣赏。诗歌的风格与技法林林总总，抒情与反抒情、传统与现代、口语与非口语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剥离、互补、渗透，并不是非此即彼。体制内也好，体制外也好，绝不要轻易去作否定。就像武林高手，每一个高手都有独门绝技，真正的武林高手，还熟悉和掌握十八般武艺。所以首先要学会欣赏和尊重别人，不仅仅是包容。

  记者：80年代流行的朦胧诗，都没有影响到您吗？

  梁平：有影响，我也写过朦胧诗。但我没有去追风、跟风，没有去模仿这个那个，我有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有自己想写的方式和路径，有自己的某种追求。我是一个游离于诗歌群体和活动、孤独写作的诗人。

  记者：怎样排解孤独？

  梁平：我排解孤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对于诗歌，我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写得不好先搁置起来，等找到好的写作角度再写。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拿出来干嘛？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废掉重写的诗歌。

  记者：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您怎么理解这几句话？

  梁平：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杨炼、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记者：您在2002年出任《星星》主编，您如何评价自己在《星星》诗刊的过程？

  梁平：在《星星》的16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16年。《星星》诗刊是国家中文核心期刊，进入新世纪以后，成绩不俗，从一本做到了四本，包括原创、散文诗、诗歌理论、古体诗词。而且获新闻出版总署双效期刊，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国家重点社科期刊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我之前的老人们，如白航、流沙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一大批老人，从做人到对待作者，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个人微不足道，16年老人们留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对诗歌的精神守望，对刊物和读者视同自己的生命。从《星星》离开之后，我保持的是心系《星星》，注目《星星》，不干扰、不添乱。像我以前的老人们学习，做一个好老人。

  记者：在《星星》诗刊担任主编期间，您写了不少诗歌评论，后来还出版了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写评论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创作？

  梁平：《阅读的姿势》写了很多人，大多是写的初学者，有的就是在看稿中间写冒出来的心得。我按自己的阅读和判断写成诗歌评论，说不定会有那么一丁点给诗人鼓励，如果给他们在以后的写作中有一点帮助，我就欣慰了。我觉得欣赏别人、能看到人家的长处，是一种修养和修炼，对自己的情怀、人品和情操是有好处的。做了16年《星星》主编，确实让我懂得了尊重作者，尊重和自己不一样的写作，尊重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记者：做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可否谈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诗人？

  梁平：首先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才会写出活生生的诗。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都有。形而上形而下都有，这样的人写出的诗才食人间烟火，千万不要装扮自己，不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一个诗人，一定不要有自己的幻觉，不要自恋，不要自负，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学会欣赏别人，尊重别人。

  很少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能拉出来一个中国谱系。梁平是唯一一个

  记者：从《重庆词典》《成都词典》到《家谱》，在重庆，“写重庆”已经成为你的符号；到成都以后，“写成都”俨然又成为你写作的一个符号。能否谈谈，写熟悉的城市，如何从日常甚至庸常中提炼出诗意？

  梁平：重庆与成都是我生活的地理，也是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认识自己必须认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市。这种认识就是要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中洞悉它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更新。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所以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个过程就是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真正的人间烟火。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

  记者：您的创作中，既有大量的短诗，也有《重庆书》《三星堆之门》《三十年河东》《汶川故事》等长诗。2004年，《诗刊》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三千多行的长诗，是《重庆书》；2005年，《人民文学》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一千多行的长诗，是《三星堆之门》；2008年，《中国作家》创刊以来第一次发表最长的诗，是《汶川故事》。您的长诗在各大刊物的发表几乎都是破纪录的——如何看待长诗和短诗？

  梁平：优秀的诗人应该有能力去挑战长诗。无论是体量，还是技巧，长诗是对诗人写作检验的重要标准。只有长诗才能把诗人的气数和整个气象完美地呈现出来。气度是思想情怀，气数是你是否可以驾驭。这些在长诗中都会一眼望穿，无处躲藏。

  有人认为长诗只是把句子写多，不是这样。长诗是无法藏拙的。在短诗中，小的点、面或小的切片，不容易发现其“拙”，但是长诗的写作，思想、品格、技术、文字上的拙，全都会暴露出来，所以要格外谨慎，格外用力。

  记者：您的诗歌中，宏大叙事占了很大比例？

  梁平： 我的长诗有几部都被归类为“宏大叙事”的，比如《三十年河东》。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诗人用长诗书写历史、书写国家发展变化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除了格局和情怀之外，还有责任。一个作家或诗人，写作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践行者，作为一个经历了国家变迁的诗人，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和担当。在解决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有双重考虑。怎么写是一个技术问题，写什么是境界、格局问题。这两个都很重要。我尝试各种表达方式，也欣赏所有不同样式的写作。

  我也写口语诗。很多人指责口语诗，是因为口语诗泥沙俱下，也泛滥了口水，让真正优秀的口语诗蒙冤。其实口语诗写作难度很大，它把语言干净到每一个字都不是装饰和附属，而讲究的是字字力道。至于当下已成泛滥的口水诗，不是口语诗，口语诗不去背这个黑锅，必须要作出甄别。

  记者：主旋律写作一般很难写出诗意。但是您在《三十年河东》中特别强化诗意。

  梁平： 对于“主旋律”，很多人是有误解的。“主旋律”不是干枯的政治话语。我用诗的语言，写了整个中国三十年发生的变化，包括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改变等。诗意并非是一定要写得花哨。尤其大题材的写作，完全没有血肉、见不到思想的花枝乱颤是失败的；光有思想、光有历史的纪录而缺乏诗意，也是失败的。为准备《三十年河东》写作，我集中了三个月查阅资料，从构思开始，我就比较注重政治和艺术的结合。《三十年河东》写作耗时一年，花了大力气，我认为这部作品自己是满意的。

  从文学这个概念上，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思考。但是作为诗歌，我一直认为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日常的思考、境界的提升，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诗人就会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缺乏进入现实的能力。

  记者：您觉得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吗？

  梁平：这是一个人的习惯。哪怕没有写诗，我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判断。这种思考和判断伴随我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在我的大脑中有一个大的储存库，这个库存每一时刻都在增加。我的诗歌自然也会呈现这些思考和判断。

  在诗歌写作上一味追求辞藻、意象，把一首诗整得眼花缭乱，或者像做瓷娃娃一样雕琢成诗歌工艺品，这些对我来说，我会刻意保持距离和警惕。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

  记者：您的诗歌写作中，“家国情怀”是一个突出的特征。

  梁平：除了重庆、成都是我的家之外，整个国也是我的家。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我在，它就是我的故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这种家国情怀伴随我的一生。

  记者：有这样的情怀，才会有《三十年河东》《重庆书》《成都词典》，才会有《家谱》。

  梁平：四十年来我的写作有一个谱系。就是家国情怀、民族担当、生命胎记。不论是长诗还是短诗，都脱离不了这个谱系。很少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能拉出来一个中国谱系。梁平是唯一一个（笑）。

  《三十年河东》是我很重要的作品。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我们参与、亲历和践行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因为以文学形式全景式记录这个时代，只有诗歌能够做到。一定是我经历的、我感受的才去写。写人是我熟悉的人，写事是我经历的事。这么多年，在我的写作中，我不会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完成《家谱》之后，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的路径我的指向。

  记者：您的路径是怎样的？能否谈谈您四十年来诗歌创作发生的变化？

  梁平：最早我是以城市、以标志性的地方写作，相当于诗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不仅仅是我的“家”的地理，也是“家”的历史。可能一下子穿越到三千年前，也可能从三千年前回到当下。我所有的作品，我恪守我必须在里面，不游离，不迷失。

  无论在《重庆书》还是《三星堆之门》里，读者都可以亲其肌肤，见其骨血。梁平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但是他更加看重写什么

  记者：这种有“我”的写作，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梁平：很快乐。这样的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是无限的，是所有人能看懂的、有血有肉的写作。写所有的历史，“我”在那里；我又把所有历史中的人文拉到现在，让历史与现实有最好的融合。包括写重庆，写成都，包括写我去过的任何地方，我的诗一定是我在。诗人千万不要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你可以研究历史，研究深透以后，不要拔不出来，要深入浅出，要让人家看懂，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

  记者：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特点？

  梁平：80年代我走过弯路。那时我特别注重诗歌的意象、唯美。我在《星星》诗刊发表了一大组诗，诗人孙静轩看到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一个梁平》。后来，老爷子请我吃饭时说了一番话，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他说，梁平你知道么，你所有的诗，才气逼人，逼得读者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压迫感。你要警惕，要学会节省，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说得很无意，我听得惊心动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象只是才气，不是大气。他这个提醒在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接受。我觉得我写得真好。当我真正意识到才气和大气的区别后才开始调整。我的意象过度，我的色彩太缤纷，我必须要褪色，像减肥一样，把诗中过度的意象抽脂一样抽出来，不能让意象把读者带到云里雾里。这是一种炫耀，是一种对诗的玩弄。

  那个时候，除了孙静轩，也有很多人说，我的诗很漂亮但是读不懂。我觉得是问题了。我写诗是为了让人读的，连诗人都说读不懂，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我必须要调整。80年代后期，我的写作放弃了过度的意象堆积。

  记者：对于形成风格的诗人来说，放弃某些特点是很难的。

  梁平：我遇到写作瓶颈，停滞了三年。你要摒弃大家认为你有才华的写作，开始另一种写作的时候，很痛苦，也很冒险。但是我认为必须要做，必须避免走进死胡同。我在写《船长》那一大组诗时就注意节制了。后来写《重庆书》。刚写就出现了问题: 涉及到几千年的城市历史，写完我就否了。我发现自己站在外面，只是换用了诗歌语言在呈现历史，这样的写作没有意义。我在哪里？历史上有哪些值得我去探究的人和事，要先搞清楚，再思考怎样和自己发生关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无效写作。后来我坚持不管写几千年前的历史还是在任何地方，我自己必须要在里面。这条路径的恪守，让我的写作游刃有余。

  记者：这样的诗歌写作，需要积淀，更需要想象。

  梁平：诗歌一定是具有非凡的想象才可以致胜。我的想象更多用力在“意外”，就是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想象不到的。但是语言尽可能干净、简单，不去故弄玄虚，不去装神弄鬼。

  记者：想象和“装神弄鬼”有时候很难区分。

  梁平：装神弄鬼最大的标签是看不懂。坊间流行有一句话，把诗写得看不懂就是诗人，把字写得看不懂就是书法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是典型的为“装神弄鬼”做的注释。写作路径和方向可以调整，但是诗歌美学的原则一定要恪守。

  记者：您的诗歌美学有怎样的追求？

  梁平：我的诗歌写作伴随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不能熟视无睹。我的写作一定和四十年发生关系。我的每一个作品，要让读者看得见我的情绪。我特别喜欢花甲之后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平和，淡定，而且对人、对事，对人与物的关系，更在寻求一种和解。因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和社会之间，天生有一种抵抗和敌对。60岁之后，我更多的是在写作中寻找一种和解，一种闲适，一种宽容。今年《人民文学》和《诗刊》分别刊发我的组诗，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和解。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我希望我的诗歌在对抗和隔阂中制造和推崇一种和解，不是对某事某人，而是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看到您在诗歌创作中还有过长篇小说《朝天门》和几个短篇小说。那个时候诗歌创作是怎样的情况？后来为会没有继续写小说？

  梁平：长篇小说《朝天门》的写作快20年了。应该说至今我也没有放弃小说，对小说的阅读量很大。至于自己，觉得哪个题材可以写成小说，就写小说。现在手里还有两个半成品。真正成熟的诗人，有深邃的思考的写作，都是在五十岁以后。现在觉得还有很多要用诗歌表达的东西，越写越开心，所以还是先把诗歌写好。

  记者：有人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年轻人的事情，是和年龄成反比的。为什么您会保持这么持久的创作力？

  梁平：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我的写作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因为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写作保持新鲜感和陌生感。我们学习西方的同时，更要注重承接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比如我坚持在诗歌中使用成语，成语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经典，为什么不用呢？只是我在使用成语的时候，尽量让原有的成语生出新意，让它更有弹性和多指。今年以来我新写的诗歌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刻意。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这四十年的诗歌创作？

  梁平：诗歌不是为生活作出的总结，诗歌是在生活中间，写别样的情怀别样的意义别样的明天。四十年来我坚持的诗歌写作，一定是我在，我的诗歌和时代发生关系，我自己的教训和经验都在里面，为这个时代、为我生命的过程留下擦痕。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欣赏与尊重。诗人的创作应更多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气给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

  记者：您的诗歌在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方面有非常独特的角度。

  梁平：杜甫就是现实主义写作集大成者。现在很多诗人无论继承传统的还是学习西方经典，形成了自己固守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反而对现实束手无策，找不到进入现实的切口或入口。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对乡村物事及农民精神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与之匹配的质朴得几近任性的诗歌语言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找到的入口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喜欢波兰的米沃什，他做过外交官、教师、也流亡过，他复杂的身份构成了他的生命经验的复杂性，他在90岁的时候还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他的写作一直都在破坏自己固有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不得不叫人敬仰。我们学习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模仿他简单的语言和语言的样式，那都是皮毛。应该学他们进入生活、进入现实、进入写作的方式，还有对社会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思考方式。

  写作一定会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一个真正的优秀诗人，要警惕成形的语言和思维系统，要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陌生。

  记者：离开《星星》之后，您担任了《青年作家》《草堂》诗刊主编。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梁平：《青年作家》曾是80年代四小名旦，各种原因，几乎被人遗忘。我兼任成都市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以后，力求打捞起人们对《青年作家》的记忆。这两三年有很多变化， 2017年各种选刊选载《青年作家》18篇作品，是刊物二十多年零选载的重要突破。2018年刚过去半年，已经有17篇被选载。现在《青年作家》的“华语青年作家奖”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的初衷就是比肩日本的介川奖，为青年作家通往大师的路上搭建最好的平台。

  记者：《草堂》提出“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的办刊宗旨，又发起“草堂诗歌奖”，策划成都国际诗歌周。这同样在诗歌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梁平：成都是诗歌之城，有诗歌的传统，有诗歌的气象，有诗歌的土壤，成都市民也有很重的诗歌情结。这样一种传统、气象、土壤集于一身的城市，要做好诗歌，仅《星星》还不够，要营造更好的氛围、更多的平台来凸显城市的诗歌气质。《草堂》创刊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倡导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刚两年，《草堂》的影响力和品质、以及在中国诗坛的号召力，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两个刊物短时间内一跃而起，应该感谢编辑部所有同仁，感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就是要把两个刊物做成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成都的新文化名片，并且通过这两个杂志把成都的作家队伍带起来。

  如果说，杜甫草堂是成都一个固定的落地的诗歌符号，那么诗刊《草堂》就是一个行走的诗歌符号。国际诗歌周的目的和目标是要在成都打建中国诗歌和国际诗歌对接的平台。横向是走出中国，和国际接轨，纵向的是落地到社区、学校，落地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记者：您有什么写作习惯吗？

  梁平：更多是早上写作。一般写作在早晨进行，除非有大的写作计划，才全天写作。几个长诗都这样，写作期间我不参加任何饭局和社交活动。当然我也很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写东西，不会单纯去追求数量，不去硬写。今年的短诗半年时间写了四十多首，属于高产了。我宁愿把日子快乐、轻松一些。如果有几个好友约了喝酒喝茶或者打牌，我宁愿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选择写作。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诗坛？

  梁平：对中国整个诗歌创作，我是乐观的。中国诗人那么多，我还是觉得，要打破圈子、打破小我的写作。诗歌写作从创作而言是个体的，但作品一定不要局限在个人的情感、小我的体验中，格局要大，胸怀要大，视野要宽阔。任何诗人，不要局限地在圈子里写作，要关乎你的身边你所处的时代，需要有悲悯感。如果一个人没有忧患没有悲悯意识，就没有办法和时代一块进步。我们设立的草堂诗歌奖，就是奖励现实主义写作诗歌方向的诗人，呼吁诗人和时代发生关系，和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把自己置身于当下的时代和当下环境。

  记者：您被评为“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是不是因为与了大量成都有关的诗歌？

  梁平：为成都这个城市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文化人举不胜举，都非常优秀。我想很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有诗歌的传统、土壤和气象，市民接受和认可诗歌，真心热爱诗歌所致，那是诗歌的荣誉。这些年我一直心无旁骛、不听杂音、不计得失、任劳任怨致力于“诗歌之城”的打造，因为这个城市需要诗歌。至于我的写作，应该是大部分写了这座城市，如果说大一点，就是想要用诗歌为巴蜀大地立传，为生我养我的土地立传。

  记者：您关注网络上的诗歌吗？如何评价？

  梁平：网络诗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只要有手机的人都毫无例外、或多或少地在接触网络诗歌。这包括网络衍生的新媒体，铺天盖地，几乎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网络诗歌泥沙俱下，其实纸上的诗歌一样泥沙俱下，诗歌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它呈现的方式和区域，网络就是最大的区域。无论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分辨出诗歌的好和不好，那就是诗歌给了你享受。我个人以为，现在还单独把网络诗歌拿来说高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只要喜欢诗歌，你就无法拒绝网络方式、新媒体方式带给你的亲近。

  记者：你好像也在手机上写作？可否谈谈，您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是怎样的？

  梁平：我从来不在手机上写作。写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癖好，比如我，只能煞有介事地坐在电脑前才会有感觉，或者有某种仪式感，似乎精力才能集中，气场才能集结。我很羡慕那些手机上、一张纸片上就写的神仙，我反正不行。新媒体运用主要是传播和分享，因为我愿意欣赏别人，所以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一些我喜欢的朋友的作品，甚至我不认识的人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欣赏别人是一种美德，欣赏别人是在充实自己。

  记者：机器人写诗的时代到来了，文学界有恐慌，有淡定，很想知道您对未来诗歌写作的看法？

  梁平：机器人写诗只是娱乐，毫无恐慌之言。这里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如果你是有血有肉的诗人，你的作品有血有肉，你就不会有任何恐慌。一首诗的写作，需要动用属于自己的感受力和生命体验进入它，而这种进入不是在知识和数据层面，更重要的是心智的调度和切肤的感受。除非你自己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具空壳，就是语言游戏。再高级的机器人只是机器人，可以和你做语言游戏，却不能替代你有血有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