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属于白洋淀诗群的根子（岳重）。作为“白洋淀三驾马车”之一，他与另外两个相比为人所知甚少，多多和芒克的意义已经被较多地认识和提及，但根子迄今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但他又是如此地重要，尽管只留下了数量稀少的作品，但他的高度和作品的“难度”却几乎无人可比，即便只以《三月与末日》为据，他也可能留下了这个年代最具有“现代”意味的作品不，应该是70年代至整个80年代中最现代的诗歌作品。多多在文章中说，“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

  可以为多多的评价佐证的还有宋海泉，他回忆说自己是在1972年夏天读到了《三月与末日》，“我顺着诗行读下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动，以至于拿诗稿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反复几次，才把它读完，这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感到我面对一个狞厉的魔鬼，这个魔鬼不同于反抗上帝、终于失去乐园的撒旦，也不同于游戏人生、与上帝赌东道的梅菲斯特，像什么呢？有几分高举反叛的旗帜、以犀利的冷漠傲视世人的拜伦的影子，有几分波德莱尔的影子。”“根子对诗坛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说依群开创了地下诗歌运动形式革命的话，根子则以其震撼的力量给诗坛带来一种新的生命。”

  “震撼”或者惊悚，这是根子带给一代读者的共同感受，之所以有这样可怕的体验，是因为他书写的是一代人“成长的断裂”。从表层看，它是用了阴冷诡谲的“反调意象”书写出了时代的塌陷和思想的欺瞒，这或许与后来的朦胧诗没有什么不同，意义只是因为它孕育和诞生得更早；但从内里看，它所表达的却是精神裂变之后的一种警醒和彻悟，这点同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末日”之说其实就是那个可怕念头“吃人”的说出。但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比，这个十九岁的青年更为彻底地昭示了其“成长的终结”。鲁迅是用狂人再度被规训（结尾是赴某地候补）的结局，以表示了悲剧和历史的循环，而根子则是用了永远拒绝规训的誓言，让人从中看到了彻底的清醒与决绝这几乎是存在主义式的决绝：毫无疑问，就文学的境界而言，没有任何一首“朦胧诗”作品能够与它相提并论，多年后那些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主题，同这样的作品相比，在思想的价值和能力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根子另一首传世的作品是写于1972年的长诗《致生活》，这首诗不像前者那样冷硬，但同样充满横空出世匪夷所思的意味，具有更为多义的荒诞与诙谐，奇崛与吊诡，这是反讽的和现代主义式的荒诞与诙谐。它以头脑或身体中的“狼”与“狗”之间的对话，来表达个体人格中奴性与自我之间的戏剧性的消长与较量，由此来展示内心世界的冲突与痛苦、自省和成长。在诗艺上的老到和成熟，更是无人可比。尽管“八首长诗”如今只完整地保留着这两首，但一庄一谐，恰好展示了根子的两个侧面，这使他得以用最少量的作品，展露出这个时代最丰富的技艺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