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口语叙事，成为主流诗歌话语并影响着一直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从对无聊、乏味的日常化、凡俗性的现实叙述的关注开始，慢慢形成了文本的机智与幽默的鲜活“口语”风格，这种以“反讽”话语为特征的文本“刺点”的合宜运用，在形式上、技巧上保证了口语写作的有效性及影响力。因而，口语叙事类的诗歌，保持诗性的往往就是这类“刺点诗”。
“口语写作”过多使用“刺点”，也同样会走向形式的局限与束缚，导致审美、及物的叙事所凝聚的“诗意”表现出重复化、雷同化的倾向。就诗学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及语言的修辞及话语效果而言，显然，这种“刺点诗”写作中的反讽策略也表现出诗的思维与表意空间的局限与束缚。当代诗歌必然要面对时代，关注个体存在的体验与孤独，从时代鲜活的文化语境探讨诗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形成“文化刺点”，这样才能真正触摸时代的灵魂深处。“刺点诗”才能真正从文本策略的反讽走向时代的认知和关怀，从技巧层面转向文化内在的反思与建构。
一、文本的偶然性、痛感 “刺点”，这个概念很好地解决了口语写作、叙事性诗歌的话语分析，能从诗性这个层面探讨口语的语言特征和形式技巧。“刺点”作为概念的提出，出自法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明室》，这本书重点探讨了20世纪初比较流行的摄影话语及相关理论问题。在他看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摄影，需要处理，并非简单复制，而是有针对性与意义联想的“取景”，“聚集之处”正是生活的照亮之处、意义之点。由此，他引用了Studium/Punctum这一组拉丁词来阐释自己的“刺点”观念。学者赵克菲将其译成“意趣/刺点”，（1）而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将其译为“展面/刺点”。（2）前者依据了“意趣”文化性的可行分析，是巴尔特法国式的书写特征及符号学思维，将意趣与刺点关联，形成一种抽象的纵深关系；后者将其译成“展面”，更倾向美英式的理据性、可描述性的客观展示，“展面”与“刺点”形成了符号学视野下一种可形式描述的纵横聚合的符号关系。
摄影中的“取景”，完全出自“意趣”，集中了取景中的动作、背景、形象、姿态、面孔，一种整体立体综合而成的文化“展面”。与它相对应的则是“Punctum”（刺点），出于集中关注的点，和私人化强烈的意义观察点，这些摄影文本也俨然存在这个形同“标点”“敏感的点”，“准确地说，这些印记，这些伤痕，就是一些点。”这些点所形成的光晕，则像用利器造成的印迹、针眼与伤处，这个刺点就变成“针眼、小孔、小斑点、小伤口”，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照片的偶然之点、意义之点，即刺点或者痛点。因此，将“Studium”（意趣）译成“展面”，将“Punctum”译成“刺点”，的确有效地分析了现代诗歌的理据性滑落，从而看出当代诗歌口语写作所表达出的客体性、及物性对当代诗歌写作的意义，从诗性角度肯定了刺点类诗歌写作的形式和价值。借助巴尔特分析“摄影”的话语思维，能够有效地分析与考察当代诗歌话语中口语写作出现和广泛传播的现象，这种“偶然性”“刺痛感”的“刺点诗”丰富和推助了当代诗歌的发展。
在符号学家赵毅衡看来，“当代艺术美为标出之美，标出性本身具有一种美感。正是因为得不到社会认同，才存在于艺术之中。”（3）可见，刺点是各种艺术保持新奇和审美的关键，并及时地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化观念，通过出其不意的陈述（“偶然性”），衍生为阅读（主题）的另一种出奇不意和“接受”的可能。当代诗歌口语“刺点”的运用，冲破了朦胧诗以来宏大叙事的文化“展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抒情话语与精英文化进行反常化、解构性的处理，代之以反讽性的叙事与语境转换，实现了对艺术常规及常规媒介的颠覆与突围。罗兰·巴尔特的“刺点”理论经符号学家赵毅衡的译介慢慢形成了当代诗歌分析“口语写作”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之一。当代诗歌的“口语写作”能在诗性维度保持诗的审美性、艺术性“标出”的主要集中“刺点诗”。诗歌的“展面”是当代诗歌话语中的凡俗化、日常化的叙事，这里面包括个人的背景、事件、人物、命运，不动声色、叙述客观，自然清新、鲜活亲切，显然，这种近似散文、小说文体风格的“叙事”，如果没有“刺点”无意或者有意的布置、插入、运用、标出，形成的“针眼、伤痕与印迹”，这个“展面”就缺失了诗性的意义与价值。“刺点诗”的“刺点”是幽默自嘲，也是机智解构，从存在论角度对“世界”的解构与探究，文化上则表现为对宏大叙事与过度抒情的自觉疏离与话语“翻转”。
毋庸置疑，当代诗歌的写作，可从“刺点”这一文本思维探求书写的活力与突破，它们丰富汉语书写的表意空间，特别是对鲜活的时代内容和情感世界有所捕捉与展示。“刺点”思维的运用无疑形成了一种诗歌的写作范式与展示技巧，广泛的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形成了“刺点诗”的书写可能，其灵活、机智、幽默，不经意与偶尔性的刺点与刺感形成了较强的文本效果。“刺点诗”书写与技巧的展示，突破了以往的写作范式与文本阅读期待，吻合了当代诗歌在形式上创新与诗意追求的话语特征。
赵毅衡先生译介了“刺点”、探讨了“刺点诗”之后，“刺点诗”研究逐渐被当代诗歌研究所关注，许多学者将其运用于当代诗歌的写作理论与话语实践。
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近似“刺点”的诗歌写作探讨和表达。“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乃足令人神远。”（刘熙载：《艺概·诗概》）这种“触着”，正是诗中的“刺点”，可见中国古典诗歌也重视这种“展面/刺点”的创作意识，也追求意境旨远的诗意境界。诗歌“刺点”及其“刺点诗”写作，在当下表现出更为宽泛、稳定的写作可能。反正规、反正常的文本书写驾驭更为到位，反正规、反正常的文化意识更为明晰。
二、话语的“聪明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当代诗歌口语化、中心化的叙事特征，已然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书写趋势。80年代“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颠覆、解构了早期的“朦胧诗”的抒情话语及其文化上的精英情结与宏大叙事，形成了对以抒情为特征的文化诗学的颠覆、拆解现象，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写作可能与发展路径。“自我既是点又是过程；它是一个自足的结构，并无休止地重复着其自身的过去。”（4）通过非理据性的“任意”错指、强指的语言现象去解构汉诗因袭的表意传统与文化常规，加强了客观性、及物化的话语效果。“刺点诗”中的强指、错指，强化了语言的表意力量，丰富了语言的联想空间，这也是口语写作的“聪明”所在，我们把这样的“聪明主义”归结为“刺点”理论的合理运用。“口语写作”的冷抒情、客观性展示，深深颠覆了现代诗歌的抒情性、意象化的审美价值的文化话语，以伊沙为代表的当代诗人又不断区别于其他诗人，几乎每首诗都能从平淡、零度的情感中运用到“刺点”，抑或对诗人生存的反讽，抑或指向语境式的文化反讽，从而加强了反讽这种修辞的“刺点诗”进程。
当代诗歌的“刺点”写作或者“刺点诗”的类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末端尤其结束句的刺点。文化“展面”中的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叙述在诗篇结尾处的“刺点”，形成了“展面/刺点”的诗意聚集，表现出其不意、耳目一新的文本效果，夸张与反讽的诗性建构了口语写作的价值与可能。这种情形以伊沙、徐江、沈浩波的创作为代表。如沈浩波的诗歌《心是一尊虚伪的神》最后把“心”的形状描述为成年男性的特征和神的喻指，在诗结尾处自觉地运用“刺点”而形成文本的震荡与惊奇效果，在习以为常的日常性主体“我”与高高在上的、幻象的神性相联系，让处于观念与认知之中真实的“心”产生联想与神性。显然，当下诗歌多数运用诗篇末端设置“刺点”的写作特征，很好地处理了诗歌写作被人所诟病的一味“正规”“正常化”，紧抓反常与偶然性的痛感与“刺点”，并最终把诗导向解构性、互文性的现代之维与表意空间。
在当下“正常化”“常规化”的文化语境中，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抒情话语的叙事诗意与反讽表达，让“刺点诗”有了更多的接受与传播空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下半身、垃圾派中文化审丑、粗俗反抗、叛逆趣味，也有极端化、滥俗化的趋势，走得极端的甚至发展成民间多种场合所讲的段子、黄色笑话之类的“游戏”之作。
第二，诗中两次或多次“刺点”合宜展示。在叙事中，“口语写作”中的“刺点”运用一般集中在诗的结束处，出其不意、意料之外，以此达到抓点、痛点。但是，许多成熟的口语写作绝不一味地限制于末端句，“刺点”还可以出现文本的开始、中间，或者多处出现，这种“提前”能够为文本创造更多的表意空间。口语叙述中的二处或者多次“刺点”，就是多次对叙述的破坏、强化文本的反讽效果，也是在场形而上学对冰冷冷的世界的“刺点”，最终启示文本的意义之点和诗性焦点，形成饱满、丰富的“叙事”诗意。多次刺点的合宜展示，不同于线性、单一的零度叙事或者冷抒情的叙事话语，通过多次刺点聚集意义之点，形成诗对个体体验与时代关怀所形成的刺痛感与时代反思。两处或者多次刺点的诗意聚集，交织成诗的光晕，让再现类的叙事变得意趣横生、意味深长。
第三，诗的整体或主旨的“语境反讽”形成“文化刺点”。诗歌的整体“展面”作为刺点出现，往往指向现实处境与时代文化“展面”，通过语境式反讽与互文，形成诗中的“文化刺点”。这也较典型地反映出罗兰·巴尔特“刺点”的文化情怀，从一种整体情境“文化展面”出发，反常地、异项地表意、错置，通过偶然性的发现，以刺痛感的新情感、新观念、新思想的新文化形式介入时代语境与灵魂深处。文化语境的转换与时代话语的反差与突兀，在常规、秩序的时代语境中歧生为一种“文化刺点”。文化“刺点诗”强化了形式上对刺点的运用和展示，更综合地反映了写作者的综合素养和文化情怀。一般认为，诗的“标题”、结构与结构的设置，往往是提示或揭示诗歌文本的内容，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写作共识。然而，由于现代诗的自由、开放及积极的诗性特征与后文化的解构性，当下诗的“标题”与诗的整体“主题”已非完全对应与联结，两者之间表现出或等同、或偏差、或断裂等不同的“互文”关系。诗歌“标题”与“主题”的语境反差，这也为“文化刺点”的“刺点诗”写作实践提供了更多机会。
现代诗歌，一方面是再现，一方面也是表现；前者体现在口语诗歌的现实叙事话语当中，后者则往往追求表现式的现代主义话语。“刺点”的写作则更集中于叙事话语的再现，而现代主义的表现话语中“刺点”运用方面的探索也极有可能。在时代精神与文化抱负方面，海子、昌耀倡导的“大诗写作”积极地担当起隐喻、象征主义的神话与神性写作，自觉地表现出对当下以“反讽”为时代特征的叙事话语的疏离意识，诗在表现中歌唱性与抒情话语的回归与强化也让“诗”在整体语境上对再现的叙事话语形成某种解构，以此形成不同于时代叙事的“文化刺点”。由此，隐喻与神话的超验之心就是对当下娱乐、消费的物质文化的颠覆、解构，通过抒情的情感确认与文化认同，重新找回叙事诗歌不能传达的诗性空间与文化情怀。此类回归语言本体、回归“文化刺点”的诗性写作，形成对当下文化的反思与认同的“刺点”。面对这种商业化、欲望化表征的当代书写，第三代诗中后朦胧诗一派中王家新、西川、张曙光、肖开愚等的坚持，正是对物文化追求、商业写作的时代语境的介入和疏离。海子晚期的“太阳七部书”以其现代主义表现的魔幻与超验，起到了以文化“刺点”解构娱乐“看点”的积极意义，其混沌、神奇的写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写作景观，其“诗、哲学与宗教”合一的追求，在商业文化占支配的时代语境中形成极具召唤的“文化刺点”，为文化的回归、反思和重建提供极具文化价值的“时代”启示。
当代诗歌写作中“刺点”的“聪明”运用，成为颇具探索性、建设性的文本效果与诗体形式。极具时代精神与现代之维的“文化刺点”的运用和“刺点诗”的文化反思与哲理观照，形成了对时代“展面”的深度思考，由此，诗歌作为“异项”艺术与“刺点体裁”，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意蕴与思想可能。以“反讽”为中心叙事的口语写作，正是深刻地抓住了这种技巧，表现出对时代的深刻领悟与敏锐把握，其否定性的“反思”思维强化了诗对文本与时代的双重介入，诗的文本效果变得生动且深刻，从文本之刺点到文化之刺点，当代汉语诗歌表意空间不断突围与生成。“当代汉语诗歌应怎样从困窘和艰难起飞中寻求突围，最大可能地摆脱功利的诱惑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既回到诗歌自身的真实位置，又让诗歌与诗人以及与世界发生的联系更为直接与本真”，（5）而替代、解构“反讽”的隐喻与神话的写作，形成肯定性的情感结构与价值的“文化刺点”，进而深入文化内核去审视与反思当下的价值结构与文化认同。
让“文本策略”的“小聪明主义”写作导向文本策略与意趣展面兼有的“文化刺点”深化，对写作者的综合素养与文化情怀提出了挑战，这的确需要一种迎难而上的文化情怀与担当意识。这种“肯定”价值与情感结构的“文化刺点”写作，对当下文化中虚无主义情结也是一种纠偏与警示。
三、“文化刺点”书写：从“否定”走向“肯定” “刺点”作为一种打破文化常规的书写方式，运用于诗歌艺术，自然而然地破坏了以正规、抒情为主的审美话语。反讽式、解构性的“破坏”，意味着“否定”的情感认同和时代特点。“刺点诗”向“文化刺点”的价值张扬和拓展，极具“肯定”的文化建构价值。如何从“反讽”叙事的否定情感与否定价值的“刺点诗”，回归和兼顾以歌唱、抒情为本体的“文化刺点”写作，背后的文化意识则意味着一种“肯定”的时代价值对“否定”趣味的规避和升华，也重新点燃当代诗人的形上冲动与写作热情。“刺点”的掌握与使用，很好地发展、深化了诗中“刺点”的现代技巧与表达内容。刺点、“刺点诗”的写作实践，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与形式探索提供了某种可能。
第一，刺点：叙事话语“偶然性”的机智语言与“发现”之美。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下诗歌中的口语写作，不自觉地将客观化、及物性的叙事推向了当代诗歌表意的某种中心。这种叙事的整体语境及书写现象刚好对应了摄影中的“展面”，而“口语写作”所使用的反讽、解构的现代技巧则靠近了“刺点”。从形式、技巧来看，口语叙事与反讽、解构为特征的技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展面/刺点”关系，这种合理性、技巧性的展示自然推进了90年代诗歌“反讽叙事中心化”形式内因与“口语写作”的盛行，其反讽的时代语境背后则指向了文化虚无。反讽、解构叙事中“刺点诗”逐渐演变为当下诗歌写作的形式技巧与主流话语，“刺点诗”的有效传播很大层面得益于这种机智话语与情感共鸣，得益于诗歌这种标出的差异体裁所形成的文化性对日常性、正常性的颠覆与破坏，“诗作为刺点体裁，也是当读者介入时可以获得狂喜的文本”。（6）20世纪以80年代末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歌鲜明地呈现了刺点文本与文化刺点的话语追求与文本探索，形成了解构、颠覆特征明显的“反讽叙事”，（7）90年代以来反讽叙事，导向了另一个反正规、反常态、客观化、及物化的文化展面与时代之思。机智语言的刺点文本背后渗透着文化的解构与重构意识。由此，在时代语境中，第三代诗中“民间写作”主要以口语写作为策略的创作群体也形成了“刺点诗”书写方向的“文化刺点”，表现出“刺点文本”与“文化刺点”并行推进的双重特征。机智的刺点书写，抓住个体存在际遇的痛感、反常性，从语境上进行文化反讽、互文，使其破坏文化常规，以期抵达“发现”的新奇和“异项”艺术的趣味。
第二，文化的“展面/刺点”强化了叙事口语的诗性聚集与“肯定”价值。
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及其表现出来的客观性、零度情感等，让诗歌与读者拉近了距离，推动了当代诗歌的接受和广泛传播，特别是90年代网络文化、新世纪以来自媒体等媒介的运用与繁荣，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口语写作”的影响力，展示了当代诗歌与广泛的写作群体、大众读者的互动的文化景观。“文化刺点”，代表着口语写作的文本与文化形式上的双重冲动，也是时代文化深处的阶段性的调整和“肯定”推助。
叙事口语的“平易之风”将语言拉向及物性、客观性，摆脱精英语言的矫情与高蹈化。与“平易之风”“展面”伴随的，是一种线性、惯性、复制、秩序的口语中心写作现象，这种写作与阅读大大降低了诗对复杂现实与时代文化的处理能力，减弱了作为语言本体的诗歌体裁本身所追求的诗性和审美。而较成熟的口语诗人往往善于从“口语”出发，在诗内合宜、合理地用到“刺点”，形成了他们较为机智的“聪明主义写作”，语言上表现为机智、奇特、诙谐、幽默，而哲理上则完成了反常化、偶然性的生命反思与对现实与时代的内心关怀，构成了诗中“刺点”，而客观化、及物的叙事也自然展示出时代意趣的文化体验与现象存在的发现之美。正是“刺点”的运用，强化了诗的这种文体特征与语言的本体认同。“口语”之风的刺点写作也是“聪明”技巧，也不断表现它的局限和束缚。它们往往少了诗意表现的语言力量与文本效果，他们走向了雷同化、复制化的同一性、秩序性话语，局限了诗意的丰富和可能。“对待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我们既要倡导客观辩证的认知态度，也要对辩证法本身潜在的思维陷阱有所警惕”，（8）摆脱门派之见，正确合理地展示“口语”的诗学价值，在“第三代”“后朦胧诗写作”中有所发现与实践。口语写作，不仅是“民间写作”的话语追求，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如西川、王家新、王寅、张枣等，他们都自觉践行了“刺点”写作，同时在文化深处重视语言本体的诗学趣味与文化观照。他们一方面注重“口语”的叙事性、及物化的“刺点”表现，也注重超验与感应，增强了诗对现实与时代的处理能力。他们深入到生命、幻想的深度体验与反思，将冲动、知性与神性等融入文化刺点的追求与践行之中，通过语境置换、解构的大面积的“文化反讽”形成“文化刺点”，表现更为复杂的时代主题和文化情景，回到语言的传统，建构一种“肯定”的当代诗歌发展之路。
第三，“刺点”文本与文化的双重探索，扩充、丰富了“刺点诗”的表意空间和文化情怀。
“口语写作”所带来的中心化、秩序化的局限与困境，决定了新的“文化刺点”如何回应传统与隔离影响，如何打破与突破固袭的、既定的文化系统，并重新对文化进行编码。以语言为表现维度的诗体追求本身决定了诗的异质性、通感性的存在，对语言理据性的自觉疏离突破了线性、同质、常规、秩序的“刺点”束缚，隐喻与神话的“象征”写作也表现出不同于“反讽”背后的“虚无”语境，形成一种“肯定”情感结构的“文化刺点”书写。在客观叙述中强调陌生化、异质性的意象，“诗是游戏，但它是一种认真的游戏，顶真到死的游戏。”（9）从“聪明”口语的“刺点诗”兼顾了隐喻、象征的语言意蕴的文化价值联结，从而弥补了因叙事性所导致审美不足的叙述话语缺陷，提升了审美之维与现代探索对表意空间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与文化影响。
诗中“刺点”的合宜展示，或者一首诗中多处使用刺点，将有效地增加“口语写作”的表现技巧与表意空间。但是，“刺点诗”不仅是单一媒介的“异项”表现，而且更应融入现代诗学、生命哲理等“文化刺点”的敏锐捕捉与诗意表现，在形式与内容上实现诗与哲学的合一，语言与思想并行，这样的刺点诗或者刺点写作就突破了文本与文化形式的局限，转向时代深处的语境与文化反思。诗就是不断打破正常与正轨的表达，完成“刺点体裁”与“异项艺术”的“延异”精神；诗是语言的高格局的游戏，更是文化情怀与情结的“肯定”精神结构的展示。“刺点”作为一种形式，自然也突出文化的格调，突破了当代文化中虚无倾向，完成了文化的“肯定”建构意义。
另外，从现象学、符号学出发，窥探“刺点”这种话语策略，为当代诗歌书写提供了某种可能。当代“刺点诗”实践，变成诗的写作思维，也变成一种话语行动。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艺术“正规”“正常”，则意味着某类艺术自身的成熟与定型。特别像“反讽”这种话语，极其成熟，要想突破，必须走向文化转型与思维认知层面，走向肯定诗学中隐喻象征的写作。在差异、反常思维带动下，“文化刺点”则形诗性、哲学的双重维度，形成了情感刺点、价值刺点，也汇聚成文本的“文化刺点”。
第四，“文化刺点”的写作，意味着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体裁认同与诗体“肯定”。
大量“刺点诗”的写作，也带来文本形式上的自我局限与束缚。20世纪80年代末的口语诗歌追求日常性、凡俗性，这种叙事性话语对80年代“朦胧诗”等形成的语境进行的系统置换，其背后渗透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替代了80年代初期文化追求上的精英性、崇高性。同时，叙事话语对抒情话语不断进行解构，形成了时代语境论中的“文化刺点”，在90年代新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为主的时代，物质主义的过度重视也慢慢表现出时代的文化危机与发展局限，背后潜藏“虚无主义”。
然而，“诗歌”这种“文体”本身指向抒情的“歌唱性”话语，兼顾“文化刺点”的“刺点诗”不断增补与修复口语写作的局限，通过超验与感应之心完成对时代情感和价值的“肯定”认同，“思想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由于它具有阐明的、导致可能的作用，由于它具有内心行为的性质，由于它具有召唤现实的魔力。”（10）海子、昌耀等倡导的“大诗写作”，从文化内核深处扎根，承受着时代转型与精神断裂所带来的文化疼痛感与撕裂感，他们迎难而上，这种隐喻与神话追求的写作，就是在文化语境上重新确立“文化刺点”的存在价值与本体回归。文本的技巧与精神感应汇聚成时代的“文化刺点”，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现与表意功能。这种结合文本策略的“刺点”技巧关注兼顾“文化刺点”的“当代诗”，或者现代诗歌的张扬维度，拓展了“刺点诗”的文化意蕴。“文化刺点”，既是时代语境的文化断裂，也是从“否定”走向“肯定”的诗学回归和文化认同，更是在当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物文化中建构的一种反思与醒觉意识。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札记》，第34页，赵克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6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赵毅衡：《趣味符号学》，第133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4）〔英〕马尔考姆·波微：《拉康》，第22页，牛宏宝、陈喜贵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5）庄伟杰：《诗人自我拯救与诗歌大国气象——“二十一世纪诗群流派大展”引发的思考及其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6）陆正兰：《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福建论坛》2014年第1期。
（7）董迎春：《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4期。
（8）张德明：《如何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以罗振亚〈一九九〇年代新潮诗研究〉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9）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第2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德〕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83页，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