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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的人时常发现，自己在主业之外，往往还要忙于为诗进行辩护。
对于这样的人士，除了应有的尊敬（我自己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这些微妙的，有时是令人振奋的论文，是否无意地损坏了，而不是加强了诗歌？甚至伟大的诗人——比如雪莱——也曾在为诗歌辩护方面一试身手。他们是否纯粹在以虔诚的修辞，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练习上？因为你从一个诗人那里期望获得的，除了为诗辩护，还能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的手艺进行严肃的辩护么？一个手艺人捍卫自己的领地——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言而喻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散文作家，并非诗人——在他的一篇随笔《反对诗歌》里，却说出了某些更富原创性的东西，至少是在跟加入论争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交换观点时，提出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意见。但是，贡布罗维奇在反对诗歌上提出的主要指控，是它过分的“甜蜜性”，诗歌里过量的糖分；他并未全然把诗歌扔出去。
反对诗歌的主要指控是什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那些绝对简单幼稚的诗歌说起，它们由某些地方业余作者、退休的邮政职员、厌倦于装饰迷人的小屋的文雅女士写作。不言而喻，这些诗歌赞美日出、初雪、五月的美丽、雏菊、松鼠和桦树。戈特弗里德·贝恩不能忍受它们，并嘲笑说它们就像春天，每年三四月份就要在文化期刊上卷土重来。它们有什么错？
没有什么错——但是，它们没完没了的天真，常常激起一种原始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嫌恶。承认那些负面、不祥的事物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关于雏菊的诗歌很少考虑世界的负面——正是这一点，导致它们过于幼稚。这也许只是一种次要的反对。如果爱达荷州某个诗人要写写鲜花，有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承认，这种天真的诗歌也有某些迷人的东西吧，我不是说业余诗歌现象有多么迷人。当然，它们足够无害，即便它们对我们理解世界并无帮助。（据说牛顿曾经把诗歌说成“不老实的废话”。）
即便那业已退休的，忙于写作他那些肤浅诗句的邮政职员，也不总是处于持续的狂喜状态。他也许是一个禀性快乐的人，但他也会遭遇恐惧、焦虑，或者绝望的时刻。他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表达它们吗？不仅如此：可能的情形是，这个邮政职员并不是他的诗歌读者认为的那么和蔼可亲。当我们谈论文学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已有现成的答案：作品弥补了作者的性格缺陷（“他写得很好。”）但是，同样的事情，适用于我们的小诗人吗？另外一个问题，也许在考虑大艺术家时不会被提出来：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的诗歌中没有把他的弱点、不怎么迷人的特点包括进来？这是否只是因为他适用那个普遍的生活准则，即坚持认为我们只应展示或传递我们良好的一面，而把我们的缺点和不幸严密看管起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不算什么。然而，事情看起来更严重，如果这个缺点存在于诗质之中，就是说，它既欢迎狂喜，却又拒绝任何负面的东西，它就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它就是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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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诗歌应被归咎只表达了我们很少一部分的精神能量；诗歌，正如我们记得的，是由头脑的某种特别而美妙的状态带来的，这种状态被称为灵感。人类并不需要灵感，不需要诗人和小说家的灵感相伴，也不需要音乐家、画家的灵感，更不必说某些学者和教士，以及那些在写（写过）极好长篇书信的人，因为它伴随着精神欢快，极乐（而它确是真的）。我们需要诗歌，首先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超越于经验主义的环境之网，后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狭小天地和限制。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使我们得以专注而热情地审视我们的世界。它并不能将我们从经验主义的限制之中完全解放；诗人不能飞升到空中，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外交豁免权，也不能免于疾病。如我们所知，没有什么能使曼德尔施塔姆，二十世纪这位最富灵感的诗人免于流放和死在集中营的牢房里。尽管如此，在美学甚至在哲学的意义上，灵感似乎的确给它的获得者提供某种跳跃、向内飞升的可能性。有时——最经常地——这种飞升，通过创造性作品得到体现，赋予它完美的形式和更大的智性力量。有时，它似乎将自己传达给读者，在这种情形下，就像火炬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中。这一火炬的存在比奥林匹克的圣火还要古老，它自荷马的时代就一直漫游在人类的精神之中。
诗人们本身并不都认为灵感存在而且必要。有几种思想的流派。我们知道，比如保罗·瓦莱里就反对灵感的概念而赞美秩序井然的心灵的理性成分。另外，有的诗人为灵感辩护，同时又强调广泛的预先的劳动、技艺、思考的必要。然而，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似乎略微有悖常理，被称作灵感的美妙疾病，是否以某种方式决定着诗歌的气质，甚至决定着诗歌这种东西。灵感总归是积极性的，它非常接近于欢乐的化身。（我们不太近地观察灵感附身的人还好，太近了就足以发现，他们跟那些连续几小时发作的、忧郁的紧张症精神病患者十分相似。）
但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热情是否实际对应着现实中的、世界结构里的任何事物，虽然在我们得意的时刻，我们绝对相信是那样的，甚至第二天我们仍然确信我们是对的。而在一、二个星期之后，怀疑也许就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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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有人可能会问（非常正确）：你生活在什么星球上？毕竟，今天人们写下的大量、占压倒性多数的诗歌——十九世纪也是一样——并非都充满热情、狂喜的欢乐，而是充满忧郁、反讽、怀疑和绝望！如今，一种被悲伤烤干的反讽，很可能是在诗歌里最常用的材料。所以，要想让诗人们转而传达狂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此时本文的作者应该锁上普通的工作间，放弃抵抗，回到了他的主业上去，也就是，诗歌写作。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在诗歌里并不缺少忧郁和反讽，无论是在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的诗歌中。更不用提古代诗歌：流放中的奥维德并没有写快乐的诗歌。浪漫主义诗人频繁地大放悲声。当代诗人不再哭泣，我们只是在寒冷、优雅的绝望里煎熬，时不时被一阵抑郁的大笑打断。忧郁和欢乐结伴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情绪在抒情诗歌里被拔高，成为某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但是它们还保留着史诗里某种典型的气质。忧郁和欢乐是诗歌最普通、二元性的遗产。肯定和否定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具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姿态，“拇指向下”或“拇指朝上”，这种随意从罗马的恺撒们那里借来的姿势（恺撒和诗人都依赖于拇指）。诗的忧郁，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有时，这些肯定和否定也许是非历史的，它们的提出没有考虑到新的事实和结论。法庭开会，体验了灵感，而忽视了智慧，忽视了起诉人和辩护方，通过了不容置疑的、措辞完美的判决。波德莱尔的怨言怨语，真的跟奥维德有太大区别吗？
这其中有什么害处？诗歌的反对者严肃地说：使我不安的，甚至不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廉价的反讽。不是，是诗歌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是诗歌忽视了人文努力的方方面面，那一切有意思的、也许还是最有意义的事物，也就是，忽视了对复杂难解的人的世界进行不断、认真、细致的观察，其中有些事物总在变化、有些事物一直未变。除了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劳作，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即：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的品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作家提升世界，这个总是有点老旧或有点新意的世界，它既显古老，又因“现代性”（它像一层闪光的尼龙覆盖世界）的入侵在不断改变，甚至就在不太久远之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荡中，它还深受精神创伤。时代的精神建设，那么多人已参与其中的伟大劳动，仍然主要在于理解二十世纪的巨大悲剧。在此，有一个属于诗歌的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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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聪明、开明、有教养的人如今离诗歌而去？在某些国家，答案是很简单的；比如，在法国，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对“诗歌到底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富有思想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的诗歌。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诗歌并没有彻底断绝与世界的对话，抒情诗并不总是只想吸引可能被证明为最好的读者的那些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罗·克洛岱尔，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我们崇敬地阅读奥登的《悼念W.B.叶芝》一诗这一优美的诗节，总体上，我们认可它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停下片刻，思考它的结论，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要某人写得好，甚至特别好，真的就成为原谅他说过什么的理由？即使我们跳过奥登在其马克思主义阶段挑选出的这些人名（保罗·克洛岱尔和叶芝真的需要被原谅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倾向，它并不仅限于《阿基里斯之盾》的作者。这是一种温和的倾向，不仅是对于诗人，也对小说家，把他们像孩子一样对待。你可能说过一些蠢话，但你还是那样受膜拜（这是多么狡猾的一副面孔）。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有的作品，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即便它“写得非常好”——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相当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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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本体论的现实的要素，在它之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要素是恶吗？是否可以说，在恶的面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毕竟已有了但丁，我们有了歌德的《浮士德》，我们有了《奥瑟罗》和《麦克白》。（以“统计学”方法来论证，比起面对恶的诗歌，我们有更多的狂喜的抒情诗——比如说济慈、惠特曼和克洛岱尔，并无实际意义。）
但是，那些想要理解现代独裁政体、纳粹或斯大林主义的人，可能更愿意去读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的著作，如劳尔·希尔伯格、汉娜·阿伦特、埃里克·沃格林、阿隆，甚至是施佩尔的日记、赫尔曼·劳希林、索尔仁尼琴的早期作品、大屠杀牺牲者与刽子手的回忆录。他们可能会转而阅读基亚罗蒙特、去读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著作、弗朗索瓦·弗雷、马丁·玛利、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和其他更有洞察力的分析。（是否能够找到他们寻求的最后答案，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最后的答案的确存在。）如果他们关心当今社会与精神上的诸多更新的疾病，他们也不缺少适合的散文作品。
“停一下，”在此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可能突然打断我的话。“诗歌是否真的只是被当作某种智力救急服务，它的天蓝色救护车在沉睡的城市大街上呼啸着疾驶而过？”当然不是。将诗歌限制在如此单一的功能上，是可笑的缩减。另一方面，诗人也不应忽视那可能被称为“时代的智力辩论”的东西；他们不应全然回避它。这个辩论是否真实地存在、在何处发现这样的辩论，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它确实存在，尽管它也许是未完成的、间歇性的。
如果诗人都回避这种讨论，认为那些更次要的灵感宝藏或忧郁，比起沉思二十世纪这些极端的邪恶，或我们时代更为巨大的悲伤和厌倦更有价值，他们就是在效力于诗歌的衰落，腐蚀诗歌在人类创造的业绩中占据的、由诸神和希腊人所赋予的崇高地位。那样的话，诗歌就变成了学生和高级市民的一种有趣的业余爱好——不再是一个关心根本问题的成年人的事情。
这里并不是说，实际的争论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反对诗歌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控可能是，诗歌没有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它自己，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鹅卵石和贝壳。
是的，没错。但是我们也有《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奥登的《阿基里斯之盾》、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策兰的诗——它们处理的是什么？邪恶、现代性、我们时代的生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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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只有极少、非凡的诗歌，通过它们，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难道不是吗？整体上，诗歌并不拥有那样的认知手段，可以充分理解平庸、卑鄙、厌倦（我不是指艺术家那种优雅的厌倦、波德莱尔的坏脾气，而是指我们的城市，在寻常的星期天下午那种昏昏欲睡的厌倦），可以认识那个暴戾的理着平头的、毫无灵魂的官僚艾希曼。
当然，存在某种避开诗歌的恶，那是小说家——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处理的恶。我们可以把这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恶，以及年轻的的弗克赫文斯基的恶，那种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是神学意义上的恶。在涉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强而有力的恶时，诗歌主要将它限制在，有时甚至是非常出色地限制在牺牲者的悲恸上，就像在策兰、米沃什、赫伯特、阿赫马托娃的诗中那样。但是，诗歌在企及这种恶的来源时，是极其困难的。（必须马上加一句的是，在这方面，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并不简单地只是一个对于恶的认知问题。我同时关心的还有诗歌的现代定义，不是理论上的定义，因为并没有那么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存在，我关心的是实际上的定义，它甚至为那些最杰出的大师所使用，一个能够精确反映那些发生在现代头脑里的变化的定义。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也几乎无话可说：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在孤独中、在孤独的爱中生活，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他都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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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抒情诗有两只翅膀，两个主要的关切。第一个是庄严的任务，它也许是每一代抒情诗绝对的中心：这是连续性的需要，承担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更可以说是，为了给内心生活提供形式。因为在诗歌里，就像在气象学上，两种大气的前锋总要相遇并引起冲突：我们内省的暖气流总要遇到形式的、沉思的冷气流。我几乎不屑一顾提到过（为了教学目的！）“那些抒情灵感的次要宝藏”，以及它们实际的使用也有其巨大的意义，无论它们被赋予了怎样的哲学意义。
什么是精神生活？真是令人气恼，竟然还要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无论何时，在我说出这些单词的时候，也许尤其是在美国，我的交谈者就会犹疑地斜视我一眼，好像是要说：把你送到修道院去吧！然而，精神生活并不需要藏到西多会修士们的习惯之下；它甚至只是跟我们以想象之眼，对世上事物的观察紧紧相连。它也可能只是在宗教追求上的一种方式，但是，这在当代诗歌里还剩下多少，真是很难说：诗歌难道不更是一种神秘主义入门？天主教的哲学家雅克·马利坦也曾力劝诗人全神贯注于物质和诗艺。
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不管嘲讽（或不嘲讽）的读者如何理解这一点。
然而，与此同时，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就如霍夫曼斯塔尔著名的宗教神秘剧《每一个人》里可怜的司炉工，它必须被限制在船甲板下。它不能走出来，有两个理由：首先，它是不适合上照的；它就像五月的空气一样透明。其次，一旦决定引起公众的注意，它就变成了一个自恋的小丑。但是——与那个司炉工的比照仍然适用——这种无形的、单独的内在生活，在其激情方面，在其质朴的性质方面，在其苦涩方面，以及在其不知疲倦、生气勃勃的热情方面，是推动诗歌与人的最后的与不可缺少的力量。
当下的大众文化，也许是令人愉快的，有时是无害的，它的显著标志就是对于内心生活的彻底无知。它不仅不能创造内心生活，它还使内心生活枯竭、腐蚀和败坏。科学，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却同样忽视内心生活。因此，惟有少数艺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还在捍卫这一脆弱、受到围攻的城堡。
捍卫精神生活，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我认为，精神生活，以波兰语、英语、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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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其明显的特征是更多智性、认知的特性。它勇敢地关注我们世界变化的表面，它寻找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它不知疲倦地执行对现实这一没有尽头的走廊进行勘察的任务，它反对谎言。诗歌必须为历史守望；正如英国诗人和哲学家凯思琳·雷恩理解的那样，它不能仅仅依赖纯个人的经验，也就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回归，回到英语传统中由少数诗人（布莱克，济慈，叶芝）创立的基本格局中，它的主要模式和主题。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站立的卫兵、沉思我们的文明逐渐或迅速的变形：这一切也很重要。对历史世界全然冷静地注视，因此构成了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另一边则是我们内在的经验，它来自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源泉。
有时候对真理的追求采取了更为不同的形式：试图创造一个普遍尺度的尝试。每个作家，每个诗人也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法官（他偶尔也裁决自己）；一首诗的每一行，给世界一份建立在更早的沉思之上的裁定。每一行都隐藏着柬埔寨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言过其实，但愿是那样）。每一行也包含着一个春天的日子的欢乐。悲剧和欢乐碰撞在每一行之中。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但是，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更高秩序的愿望，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我们不缺乏提醒我们人类贫困的出色记者；但是，有谁同时也能提醒我们，那些使我们道德向上的事物呢？这两方面的洞察力的确会一前一后地发生作用。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那么，对生活潜力的狂喜，它的神学的维度，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但是，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按西蒙娜·薇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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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诗歌的这两只翅膀彼此正相妨碍——就像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诗人笔下描写的信天翁，笨拙地行走过船甲板上。有时它们甚至似乎互相矛盾。蜜蜂似的精神收集活动，是界于表达和认知之间的哀伤的、纯冥想性的活动（几乎是消极的，近似于佛教徒式的），而对于诗歌的智性的理解，要求头脑警觉、思维敏锐，属于一种不同的内心定位的形式。它们互相干扰，他们寻找在不同的方向，它们好奇于不同的事物。
在某个限定的意义上，抒情诗这二只相互妨碍的翅膀，可以比之于“理性与启示”的经典象征，即“雅典与耶路撒冷”（这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和列奥·施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施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因此，诗人——以及一定比例的思想者——注定生活在一种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裂缝中，生活在最终不能企及的真理与美之间，在惊奇与虔诚之间，在思想和灵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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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应如何生活？”有人可能会问。“他们是否真的辗转反侧于信仰与沉思之间？”我猜想，他们通常生活得很不一样。他们活着捍卫着诗歌。诗人生活着，就像被围攻的城堡里的守卫者，查看着敌人是否正在靠近以及敌人来自哪里。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常常导致慷慨大度和自我批评的缺乏。它致使诗人不能进行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时代通常被误解。
他们寻求真理吗？他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沦为轻浮预言家和混乱哲学家（这些人，既让人不能理解，又不能与其断绝联系）的猎物吗？诗歌的贫困，正在于它对今天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者——还有政治家——过度的信任。这毕竟都是在上个世纪之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沉重的眼睑仍然紧压着我们。被巨大的情感占据的诗人，屈从于天赋的能量，不再懂得现实。布莱希特为什么会服务斯大林？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什么曾有那么几个月会信任希特勒？法国诗人为什么会相信结构主义者？美国的年轻诗人为什么那么在意直系亲属而忽视更为深刻的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陈腐得令我们绝望的平庸的诗人？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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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承认（正如读者已经想到的），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
来源：微信公众号元知 翻译：李以亮
（编辑：张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