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诗刊》社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新译外国诗人20家》问世，并于1月6日在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举办了首发仪式。《诗刊》主编李少君出席并致辞，与《诗刊》副编审赵四、翻译家赵振江、翻译家高兴、翻译家树才以及北京外研书店总经理付帅共同为《新译外国诗人20家》新书揭幕。

  《新译外国诗人20家》是《诗刊》“国际诗坛”栏目近两年最新作品的合集，选取了世界各地多位有影响力的当代诗人的作品，精选译者进行翻译推荐。所选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现场性和前瞻性，反映了当下世界诗坛最前沿最优秀的一批诗人的写作成果。

  他们中有首次在中国译介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金瑟拉，葡萄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卡蒙斯奖得主曼努埃尔·阿莱格雷，两度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的法语诗人露易丝·杜普蕾，西班牙国家诗歌奖得主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以及不久前刚获得法国著名阿波利奈尔奖的塞尔日·佩伊，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的扬·瓦格纳等，还有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诗歌作品。所入选的诗歌，均为近两年内在中国首译首发。因而，诗选的最大特色即是——各语种健在诗人中最杰出、当下成绩最突出的群体呈现。

  关注健在国际诗人，参与世界诗歌的共同建设

  李少君在致辞中表示，新诗与翻译的关系之密切，“新诗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翻译的影响，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

  《诗刊》一直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1957年创刊号上就刊登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已经有广泛国际声誉的聂鲁达的诗歌，此后从未停止积极译介国际诗坛的声音。

  2014年，李少君到《诗刊》工作后，慢慢发现，“国际诗坛”栏目偏好刊登经典诗歌译作，原因是认为经典诗歌更少争议。在他看来，经典诗歌翻译的版本很多，无须《诗刊》再增加一个新的版本，而且也不见得比老版本翻译更好。

  “另外，《诗刊》作为一本以发表新创作作品为主的刊物，翻译也应该与时俱进，关注世界各地那些当下正活跃着的诗人，他们才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在这个思路下，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瑞士诗人菲力浦?雅各泰、美国诗人比利科?林斯等各国代表性诗人的最新诗作，迅速出现在《诗刊》上，并新设“国际诗坛诗人奖”，要求获奖诗人必须到中国领奖，先后授予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西班牙诗人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以及法国诗人塞尔日·佩里，由此，《诗刊》的“国际诗坛”栏目真正引起了国际关注，参与到了世界诗歌的共同建设与创造之中。

  但是，李少君并不满足于单向的引进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种对等双向的交流，这一直是《诗刊》的目标。”

  “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及其翻译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双方的互动也始终存在不对等的问题。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崛起，当代汉语诗歌期待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发声，同世界文学达成愈加丰富的交流与对话。”李少君说道。

  鉴于此，《诗刊》抓住网络全球化进程，推动当代新诗参与世界诗歌的共同发展。《诗刊》所属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同道出版PATHSHARERS BOOKS（出版有季刊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汉诗英译活动。中国诗歌网设置专门栏目《汉诗英译》，由美国同道出版社组织翻译，将《诗刊》与中国诗歌网的最新优秀诗歌及时翻译成英文，每天推出一首。在中国诗歌网推出后，同步发表于美国诗歌网站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www.modernchinesepoetry.com）。至目前为止，已有六百多首诗歌被翻译成英文，通过网络，中国当代新诗真正做到了与世界同步。

  在李少君看来，中国当代诗歌，其实始终在世界之中，是世界诗歌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带来新的惊喜与新的创造性的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激情、同步感与持续性，在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之中，创造当代新诗的辉煌时刻，推动世界诗歌掀起新的激流与浪潮。”

  翻译不可能原汁原味，异汁异味有什么不好？

  赵振江拥有40年翻译经验，是西语文学翻译的权威。这些年，他越发感觉，以前我们在翻译外国文学时不够自信，总是亦步亦趋，容易犯“拿来主义”的毛病。

  “但是汉语跟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载体，（翻译）想要所谓的原汁原味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诗人在读翻译作品的时候，应该很清醒地知道自己读的翻译诗歌是中国人写的，不是原诗。而且严格说来译诗不可能是原诗，只可能接近，尽可能与原诗近似。

  树才多年从事法语诗歌翻译，同时他自己也是相当有成绩的诗人和批评家。对于赵振江的提醒，他深有同感。他表示，语言系统的差异性是每个译者必须意识到的，语言系统之间几乎没有同一性可言。在树才看来，过去我们过于追求翻译过程中的同，也就是“忠实”，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忠实”有可能是偏离，而“背叛”则有可能才是更大的忠实。

  “原作者无疑是主体，但是译者也是主体，是让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性呈现出来的主体。作者主体是沉默的，他在时间的上游，他是原文，要无条件地遵循，因为你的文本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主动权又在译者那里。”树才认为，正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作者和译者的双主体性，因此人们在选择时才会对译者那么重视，他甚至有些极端地表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比原作者还更重要。

  “因此翻译中语言系统的差异暴露得越充分，我觉得译者的水平就越高。原汁原味永远是一个理想的模型，而异汁异味有什么不好呢？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就在于差异的空间，如果一个语言能够那么轻易地过渡到另外一个语言，译者决定性的角色就显现不出来。在这点上，与其谈忠实的重要，还不如来谈背叛的重要，创造性地‘背叛’，恰恰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实。”树才说道。

  和树才一样，高兴也是兼具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身份。他主编《世界文学》，本身也翻译了大量东欧文学。在阅读《新译外国诗人20家》过程中，他有一种既是在读原作者，更多的是在读翻译者的感受。在他看来，对译本的重视，可能是每个用心的读者所应该具备的敏感。因此，异质的重要性恰恰是翻译的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翻译一个作品，和我们汉语中的作品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异的话，学习借鉴、启发影响的意义就没有源头了。我们之所以大量的译进外国文学作品，事实上我们期待着影响、启发、借鉴、启示甚至对话。”他想到《世界文学》老主编鲁迅，主张职业硬译，就是希望以差异的东西，作为一种巨大的活力注入到汉语之中，给汉语“输血”，起到一种重新开启、重新复生的作用。

  高兴说，树才还有一句极端的话，是说一首好诗是不怕被翻烂的。对此最好的例子就是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庞德根本不通汉语，他是借助别人的一些错误百出的译文转译，这样自然也是错误百出。”但正是这样和我们理解的“忠实”八竿子打不着的译本，居然在西方诗歌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类似意象派这样的诗歌运动，高兴认为，这正是从侧面表明了诗歌翻译存在理由。

  首发仪式上，李少君受波兰作家协会委托，为赵四颁发波兰“2020年度杰里·苏利马-卡明斯基文学奖章”。李少君宣读了波兰库雅维和波美拉尼亚地区作协主席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教授写的委托信并将获奖证书与奖章颁发给赵四。该奖以出生于比得哥什市的同名波兰作家命名，每年于3月19日宣布获奖者。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