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编者：

  海岸兄好，作为一名资深的翻译家，同时又醉心于诗歌写作，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青年的诗歌翻译者们说几句？鼓励也好，劝诫也好，分享一下吧！

  海岸：

  如果想成为一位诗歌翻译家，你得先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一般而言，诗人学者做诗歌翻译要比单一的学者更贴近诗歌的本体，译出来的东西更像是一首诗；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在十多年前选编过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发现20世纪20—30年代在诗歌翻译领域做出示范性贡献的都是诗人，例如，鲁迅、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戴望舒、施蛰存、朱生豪、梁实秋、冯至、梁宗岱、孙大雨先生等。那个时期从事诗歌翻译实践与诗歌翻译理论构建者大多为诗人兼翻译家，他们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互为作用，共同推动着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迎来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80—90年代，劫后余生、重建辉煌的老一辈诗歌翻译家也大多如此。20世纪可谓是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互为促进的时代，也是中西诗歌美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步入新世纪以来，新一代诗人翻译家出入译界，为诗歌翻译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遵循“诗人译诗、译诗为诗”的原则，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纵观我国百年的中西诗歌译学理论，无论从“信达雅”、“化境说”到“多元互补论”，还是从“形似论”、“神似论”到“风格译”、“三美论”乃至“三兼顾”等等，中西诗歌翻译实践基本围绕“直译”或“意译”、“格律体”或“散文体”等几个方面展开，试图解决“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这一诗歌翻译本体论主题。诗歌翻译有其特殊性，由于诗歌语言精炼繁复，比之其他形式的翻译更能集中地体现对语言技巧的理解、把握与处理。中西诗歌翻译的关键最终要落实到语言技巧处理问题上来，即诗歌特定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来，翻译家们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作为一名年轻的诗歌翻译者，你得先把中外两种语言掌握好。你如果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在外语原文的理解上会有一定的优势，毕竟诗歌翻译首先强调“信”；“达”和“雅”的标准则可能是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译者占优，但诗句的“雅”与“俗”更与原诗的风格相关。我早年就学于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外语系，一有机会就去中文系蹭课，一生受益匪浅。纵观今日大学的教育，从长远眼光视之，学科融合是大势所趋，“大学科”视野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大胆探索，寻找新文科建设的突破点，在专业方面，设置新兴文科专业，开设一批多学科交叉的新课程，例如，今日中文系开设原文阅读理解课程，中文系出身的译者渐渐补上原文理解的短板，如果一位译者不能很好地解决“信”这一难关，即便他的“达”和“雅”骗得了不懂原文的读者，也不会为专业的诗歌翻译家们所尊重。在诗歌译本出版日益繁荣的今日，本人一直推动翻译2.0——提倡外国诗歌的“注读本”与“批评本”，就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有难度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诗歌，也鉴别与淘汰一些原文理解与评析能力差的译者及译本。

  作者：海岸，来源：中国诗歌网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