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为利尔本颁奖

  感谢赵四授奖词中所言。也请转致我对奖章评委会授奖予我的谢意。

  列身奖章得主行列是我的荣幸，这一行列中既已有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和阿涛·贝赫拉姆格鲁（Ataol Behramoglu）这样的诗人。

  对诗人来说，即便在最好的时代，某些诗人也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有点尴尬。做个诗人看上去像犯了时代错误或在装模作样。我们身处一个诗人们对其所为尤有内心冲突的历史时刻——在气候变迁、法西斯主义崛起、必须祛殖民化、与原住民和解等问题面前，诗歌看似如此地无能为力。现在有些诗人不禁认为应当把诗搁到一边，求助于行动主义，或者应当让他们的诗公然地政治化，变为一页页的公告和声讨檄文。美看似在回避政治责任，是种精英主义，是种回避介入的特权形式，因而是对非正义的掩饰和唆使。

  但是我们不该这么快地走极端抛弃诗歌，即便糟糕的是，时代喜欢这样。我总爱回顾巴勃罗·聂鲁达的例子，尤其是他在其伟大作品《漫歌集》和其中一些长诗《伐木者醒来吧》《马丘比丘之巅》中所欲为之事。聂鲁达是在逃离他的时代之智利独裁统治、流亡墨西哥期间写下的绝大部分该书。他视这些诗作，尤其是《伐木者醒来吧》为在1940年代的西半球阻止出现欧洲极权主义的重要方法。那时住在墨西哥的聂鲁达从伟大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处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学自后者：如果你给出巨大的社会、历史全景式描绘，你将会解放人民，赋予他们力量感。他们看着先前四分五裂的政治、经济图景在眼前全面铺开，被置入形式中，他们便会相对不再胆怯，较少迷惑和被意识形态施以魔咒。他也从墨西哥壁画家们那里学到热爱微小和独异。在全景视野里、于细节中描绘独特生命，你便能在你的读者中创造出爱与同情，帮助建起尊重与文明的联邦。这便是聂鲁达所习得并尝试在其诗歌中所实践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诗歌创制自己的行动是一台冥想的发动机，因此它能够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关注长育出谦恭、对新与异之事物的开放接受。因此诗歌并不居留于社会的边缘；它并不是生活和政治的一个附加物。它居于两者各自的中心；以其同情、想象力、叙述范围，以它对美丽、捕获人心之模式的惊异效果的承诺，它创造出政治的中心。

  因而我奉告一室诗人：不懈集结你的片断，孵化惊人隐喻，运作起动力机制，直到那穿透力见证物与其观看者双双被解放的抒情诗歌、一切诗歌的产出。

  作者： 蒂姆·利尔本，翻译：赵四，来源：中国诗歌网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