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核心，是藏于最深处的一种“辐射物质”，它只能以各种方式去接近，无限地接近，却难以直接抵达。“诗”是一种极致化的、强烈的瞬间领悟，是通神之思，是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特殊显现。

  诗的含蓄与概括性不是其主要特征，它的精微与偏僻，更有边界模糊的深阔，由此抵达的无限，才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

  文学的最高形式

  我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有人认为至少在我们这里，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出于这种认识，诗就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一般来说，阅读情状是一个陷阱，写作者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对于诗的写作来说就尤其如此。写作者的生命重心会放在诗中。有这样的认知，那么生命能量无论大小，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这方向几十年甚至终生都不会改变。

  青春期的冲决力是强大的，也更有纯度，所以诗神会眷顾。但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幻想，更加仁慈。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朝着诗的方向走去，这种意境和热情把我全部笼罩了。

  复杂的血缘接续

  中国自由诗显然需要与白话文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就此看它有两个渊源：一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二是脱胎于中国古诗。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自由诗主要吸纳了西方诗，准确点说是译诗。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更易的道路。但是想一想也会有问题，甚至有点后怕：割断了本土源流。这源流包括了形式和气韵。这个土壤的抽离让人心虚。

  中国现代诗不会直接回到古风和律诗，也不会回到宋词。但前边讲的气韵境界之类是可以衔接的。怎样融会和借鉴，这是最难的。弄不好会有一些反现代性的元素参与进来，弄得非驴非马。这是诗人极其苦恼的事情，却无法回避。我较少沉浸在西方译诗中心安理得，而是深深地怀疑和不安。

  从补课的初衷出发，我这二十多年来将大量时间用以研读中国诗学。这期间出版的五部古诗学着作，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这对我个人的意义不须多言。对于中国文学的正源，从寻觅到倾听，透过现代主义的薄纱，有一种逐步清晰的迷离。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要简单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复杂的血缘接续。

  我只能说，至少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用全部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诗行，走到了今天。我并不满意，但走进了个人的一个阶段。

  晦涩是另一种实在

  这是无法言说的部分。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这种情形哪怕稍稍当成一种策略去使用，落下的诗行也就变成了二流。诗人以一种极力清晰的、千方百计接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好的。这其实是另一种朴素和直白。

  现代诗人惧怕抒情。虚假的滥情令人厌恶，轻浮的多情也足以反胃。但是诗一定是有深情在的，其情不抒，化为冷峻和麻木，化为其他，张力固在。无情之情也是情。真的无情，就会走入文字游戏。词语自身繁衍诗意的能力是极有限的。

  通神之思

  “诗”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核心，是藏于最深处的一种“辐射物质”，它只能以各种方式去接近，无限地接近，却难以直接抵达，让其清晰地裸露在眼前。作为一种“辐射物质”，越是接近它，“诗意”也就越浓，突破一个临界点之后也就可以称之为“诗”了。这里说的是“狭义的诗”，而非“广义的诗”，后者只能说成“诗意”。所以一切能够以散文或其他方式表达和呈现的“诗”，都不可能是“狭义的诗”，而极可能是“广义的诗”，即具有“诗意”而已。“诗”是生命中的闪电，是灵智，与感性和理性有关却又大幅度地超越了它们。这是一种极致化的、强烈的瞬间领悟，是通神之思，是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特殊显现。

  庄敬的心情

  这个特殊的时段让人的思想情感沉入下去，却不一定适宜写眼前的内容。诗用来报道自己和他人、社会，都不是强项，整个文学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强项。

  有人认为现代诗的唯一特长，就是可以随意言说，可以纵情使性或皇帝新衣，可以唬老赶，那就犯了人生大错。现代诗必须朴素和老实，它的这个品质才是立身的基础。真挚朴素的诗人走入了晦涩，这晦涩才有意义。

  文字游戏会让人厌恶。比起当代小说和散文等其他体裁，现代诗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太扯了不行。为文学的一生，最玩不起的大概就是诗，因为它居于文学的核心。我对诗一直有一种庄敬的心情，从少年时代就是这样。

  现代自由诗

  我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可以说和很多专门写诗或以诗为主的人一样，一直处于苦苦求索之中。现代自由诗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是我们当代文学的难题，大概需要不止一代人才能破解它。我们有可能长期以来对它存有误解，比如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富有诗意的韵文当成了诗的主体部分。我们混淆了“诗意”与“诗”。前者可以是广义的诗，后者应是狭义的诗，即纯粹的诗、纯诗。我专注的一直是狭义的诗，它更靠近音乐。所以这是极有难度的一种体裁。就此来说，近几十年来是现代自由诗发展最快也最有实际贡献的时期，虽然问题极多。

  着力点和发力点

  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长诗，其体量的蕴含不会少于一部长篇小说，就体力和智力的耗费而言可能更多，这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一个构思在心里装了很久，但不一定成熟。很难下手，因为不成熟。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成长。其他文字的写作中，其实也同时会是一部或多部诗的酝酿过程，只是在散文化的记录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达成。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将诗当成了全部文字的核心，如果是，那么他的着力点和最大发力点，最终就一定会是诗。

  漫长的诗路

  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遇到冷峻的时刻。青春只是一个较为短暂的站点，它弥漫和留驻的时间不会太长。真正深邃的诗意不一定在这个阶段体现出来。我个人的情况是，从十几岁开始写诗，近乎疯狂地写，不知写了多少，但我知道并没有写出哪怕接近一点的心中的好诗。因为还不到时候，没有这样的实力和机缘。作为一个人，年轻的冲动和所谓的激情不可否定，但还没有仁慈和怜悯的深刻体验，没有对悲剧的真正认知，这样的时段要写出好诗也极有可能，但最终还会打一些折扣。青春的名篇也有很多，但那需要从写作者之外的他者来看，是孤立地看。一个经历了漫长诗路的人，在其一生的劳动与判断中，必会有个人独到的眼光，这眼光不是他人能够取代的。

  纯度很高的咏叹

  具体写一部长诗，初稿也许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也就是一两万字。但是蓄积力气，寻找机缘的过程会很长。大部分时间写写散文类的文字还可以，要写诗，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仅仅是精神振作了高兴了也不行，那也不一定出诗。沮丧当然更不适合写诗。有人说愤怒出诗人，那是一般的谈谈而已。诗的产生状态大概是最复杂的，不同的诗一定有不同的入口。深深的爱意，感激，伤痛，自我疗救和慈悲的抚摸，这一类情绪和状态综合一体，肯定是诗人经常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一部长诗就像一曲纯度很高的咏叹，起落波动是很大的，这之前还要有长长的宣叙做以铺垫。所以我虽然没有一气呵成，但肯定是在一个大的情绪笼罩下持续工作的。所以说，没有比写诗再耗力气的事情了。

  最靠近音乐

  在所有的语言艺术中，唯有诗，这里说的是狭义的诗即纯诗，最靠近音乐了。有人可能搬出一些古代的所谓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作，还有一些叙事诗和朗诵诗，指出它们的朗朗上口易懂好解，语义鲜明无误等。这并不是说明问题的好例子。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现代自由诗，不是广义的诗。真正的诗，纯诗，不可能用其他的文字方式取代，比如它的表达，除了用自身的形式，换了散文论说文以及小说等任何方式都解决不了。这样的文字形式才有可能是诗。诗是不可替代的。回到这里理解一首诗的诠释也就方便了，就是说，一部纯音乐作品的诠释方法有多少，诗就有多少；前者的空间有多大，诗就有多大。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诠释是完全正常的。但大的审美方向与格调还是被一首诗或一部乐章给固定了的，这种固定的方法我称之为“诗螺丝”，拧在一个地方，使之不能移位，跑不走飞不掉，也就是成了。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不会被误读为一首小夜曲或圆舞曲。

  还是李商隐

  我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太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等等。就诗艺而言，就与现代自由诗的距离而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本质，更接近音乐的特质。中国古代大诗人的主要作品中，广义的诗占了很大的比重。但他们最好的代表作，他们的标志与高度，当然还是狭义的诗，是纯诗。没有这一部分，也就没有了魅力，没有了鬼斧神功的迷人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写实诗叙事诗，没有议论诗社会诗和记事诗，他们的广阔性与复杂性、深深介入的热情、强烈的道德感，这一切综合而成的诗性的力量，也会大大减弱。由此看谈诗和诗人既是统一的，有时又是具体的独立的。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诗人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这样谈诗，主要是诗学问题，还不是大众话题。

  无可比拟的功能

  诗在表达人性的复杂与曲折，甚至是它的神秘性方面，与小说相比可能没有强弱的差异，但有方式的不同。最微妙的元素由诗表述更好，但又不能像小说那样细微曲折和繁琐，不能过于具体。但是该有的元素它都有，也都能表现。诗的含蓄与概括性还不是其主要特征，它的精微与偏僻，更有边界模糊的深阔，由此抵达的无限，才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

  诗的表达方面不尽具体，这种局限由它的另一些了不起的长处给弥补了。比如音乐，也是这个道理。音乐与记述清楚的文字，特别是散文类相比，固然含混多了，可是它的抗诠释性、多解性，以及由无数人无数方向的挖掘和创造的可能，又变得极其宽广不测了。音乐的力量，它的无可比拟的功能，也就在这里。

  精神气格的意义

  小说太靠近娱乐了，太依赖故事了。尽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塑造者，重要到关乎国家的未来。但我们也注意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立场上谈的，而不是精神气格的意义上谈的。就精神与人生的高贵追求来说，小说仍然有落魄气和末流气。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还有进入商业时代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我在心里疏远小说，却一直未能免俗，甚至就自己的几种体裁来说，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做为一种语言艺术，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是多么令人神迷；另外，现代主义小说的边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就此来讲，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在文学性上很难足斤足两，所以凡优秀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这也是我最终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原因。

  我对于古典的解读大致局限于诗的领域，就出于如上的认识。我面对古代大经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些想法，认为诗人们才是了不起的。尽管中国古典诗作中的一大部分不属于现代诗的范畴，它们仍停留在言说和叙述的层面上，但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代表作，其中最优秀者已经是纯诗了，比如诗经中的一些篇什，比如屈原和李白杜甫，比如李商隐等。真正的诗，狭义的诗，其实是最接近于音乐的。我们在古诗学方面曾经有过一些不靠谱的论定，比如把某些诗人一个时段的代言或叙事作品，视为最了不起的“现实主义杰作”，可能就是诗学的误识。这严格讲并不是最好的诗，也不能算诗史的代表，而是富于诗意的有韵文字。“诗意”与“诗”还不是同一种东西。“诗意”浓烈到一定程度，并赋予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团，这是审美和精神格局上的缺陷。

  在一些古代诗人中，就人生的意象和境界来看，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他的农耕生活除了最后的贫穷潦倒，总能深深地吸引我。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哦多么迷人。我们做一个陶渊明并取其畅悦的理想的一面，是多么好的人生设计，可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作者：张炜，来源：文学报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