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平的《时间笔记》中，他令人惊讶地凸显了时间的重量，让它呈现为诗歌言说和对话的主体。在这部诗集中，我发现它的言说或多或少围绕着时间、命运、沧桑和岁月，它咏叹的核心是此刻、逝去和永恒；它更重自我体验的重量和价值，更多地“自语化”，另一个我成为书写的聆听者和参与者，而往往以一种“轻”的笔墨淡然描出；力必多成分减弱，极有原始冲撞力的“狄奥尼索斯”情绪减弱，语句和“故事”变得平和但其中涡流却更为深邃和耐人寻味；更具有“总结性”，它往往不针对孤立事件而是这类事件的总体感受……在我看来，梁平的《时间笔记》属于“人书俱老”的那一类，这个“老”可谓“老道”。他的诗更呈现一种“镜子”的性质，和以往写作不同的它有着强烈的个人面目和个人表情，它让我和我们认识梁平，认识时间和它的改变，认识生活的不同侧影，也认识诗。

  突出的“时间关注”来自于——来自于时间自身，也来自于时间的带来和改变，来自于年龄的敏感和由此的思考向度的改变……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博尔赫斯在其还算年轻的时候就极为关注时间问题，这个议题始终让他着迷——然而那时的博尔赫斯着迷的是“时间本身”，着迷的是“时间”的形而上学性质，他和亨利·柏格森大约一样相信，“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梁平不同，梁平的“时间关注”与年龄紧密相连，和自我经历经验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在《时间笔记》一书中梁平并不那么纠缠于时间的“哲学追问”，他有自己的另外赋予，就是以一种“体验”和“我在”的方式感念时间，言说时间。在这里，在梁平的《时间笔记》之中，“时间”是此时、此身的状态显影，是诗人面对沧桑、经历和身体变化的促变制剂，它依然具备肉感、气息和个人性，而且离开“此身”，它的某些有效或许会遭到减损甚至“失效”。在我看来这是《时间笔记》的独特之处，梁平找见了不可复制的部分，他强化了它。如果不是“这个年纪”，如果不是风过、雨过、晴朗过、霜雪过、百感交集过，这类的诗歌是无法完成的；而如果没有独特的敏感，没有良好的诗歌技艺，这类的诗歌同样是无法完成的。

  《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夜还没有来，
  南河苑爬上五楼的树枝，
  在书房的玻璃窗外，向我致意。
  这是由来已久的仪式，
  我打开窗，伸手与它的叶片相握，
  能够感知季节的变化，
  如果是雨后，还知道它的心事。
  我的书房是我的江山，
  列阵的书脊和密集的葱笼，
  浩荡千军万马。
  我在，我不在，它们都在，
  时间准不准点，它们都在。
  晚上七点，包含了其他时刻，
  无论我在哪里，时间凝固
  所有的时针停留在此刻。

  在这里有确定的时间也有不确定的时间，梁平有意地为时间安置了确然（晚上七点）然后又模糊了它，他暗暗提示着确然时间的不再重要，对他和他的生命都不再有提醒性、警惕性意义，然而它却有着“停留”，出自于习惯也出自于对流逝感的百感交集。“爬到五楼的树枝”也是提示性的，它提示着岁月的缓缓上升也提示着自我和这时间、这岁月、这树木的关系，它的攀高也部分地标明，“我”在这里居住之久，那部分的时间如何与树枝上升融在一起。在这首明显关于时间的诗中，它有多重的回环，具体的晚上七点和树枝的“够到”是一重，而谈及“我的书房是我的江山”则是另一重，它构成起伏，构成和平静之间的内在冲突，构成着与时间的对抗性和时间不能夺走的小小自傲，这里面的意蕴有着远多于字面的阔大、丰富和百感。诗中，它点到为止，未获展开（初读的时候我对它的没有展开多少有些不满，而再读，结合梁平《时间笔记》中有意的预设和习惯方式来读，却感觉在此的“局促”更具意味，更有回声。他的诗歌，本质上对阅读者的选择性很强，他呼唤同等经验，呼唤同等经验的有效填充，呼唤阅读者以敏锐的感受和丰富的想象为其延展和补满……他善于点到即止，可以说梁平对于“空白”的经营是用力的甚至极为用力的，在每首诗中都有大量的言犹未尽的空白点，需要阅读者以其“健全的大脑和敏锐的直觉”共同参与，而在“补充”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和心有戚戚）。“我在，我不在，它们都在”则又是另一重，它是延接和回拢，将之前的双重扭合在一起形成合流，然后再次攀高，将更为悠远的意蕴和回音送出去……这首诗，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淡然平静，无一处惊乍，无一处突兀，无一处将语调调至高音i的位置，它甚至有几重的转折之中都没有刻意“制造”起伏，而是采用一种娓娓言说、经历了沧桑又不在意沧桑的方式，但，它经得起品啜。我可以同样选择《别处》、《不经意》或《夜有所梦》来言说，言说梁平诗歌中的时间性，他对时间问题的在意与关注；我可以选择《时间上的米沃什》，“与时间纠缠一生，/在最后的时间里，轰然倒下。/蓝色的波罗的海在号啕，波及/所有的水面和陆地。/为时间唱挽歌的波兰老人，/被时间掩埋在克拉科夫家中，/时间为他而凝固……”在短短的这段引文中，“时间”这个词毫无顾忌地反复出现，那种高频反复当然是强化和提醒，仿佛是加注投射的强光。诗中的“时间”是双面的，它的一面是生，而另一面则是终止、是死亡。诗中梁平咏叹的是“诗人之死”，是丧失和空无，然而在潜文本中它言说的是“生”，是诗歌和艺术的时间超越，是诗人经历的“惶恐、困惑、悲伤和虚无”，救赎、敏锐与承担，它们因为被记下而成为超越时间的共有。事实上，梁平诗歌中的“时间”话题其实是个复杂的、寓言化的“融合体”，它是经历和经验，是岁月给予和命运给予，是身心变化和它的带来，是和时间相关的感受、感慨和感叹，还是……它有着复杂而多向的面影。

  和“时间”一起成为主体的，还有自我，在梁平《时间笔记》中另一凸显和前置的就是“我”的存在，“我”在诗歌中始终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是“我”在体验、“我”在经历和“我”在言说，“我”的声音在《时间笔记》获得着强化。是的，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有一个“我”的存在，然而在“我”和“我”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甚至极为明显的不同。在许多时候，我们诗歌中的“我”是言说者，是某种公共情绪、公共感吁和公共理念的代言人，在这样的诗歌中“我”可能会以在场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上“我”是虚化的，这里的“我”可以置换为另一个人甚至概括性的“人类”。在我看来庞德的《地铁车站》是公共性的，《罗马》一诗中“呵，世界，你是一场变幻无常的笑剧！/那些在时间打击下能够站稳的/那些比倏忽的时间消逝的更快”的感叹是公共性的，而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是公共性的，尽管它仿佛有一个具体的“我”和具体的时间点（元夕），但其感吁却是有一个普遍性通向。而另一类“我”在诗中的出现则不同，它完全从自我经历出发，完全从个体的独特经验出发，诗中的人、物均与作者经历经验密切相关，你无法将这里的“我”置换成另一个人，任何的置换都会造成诗歌存在的崩塌，它的存在联接着诗人的血液，它所呈现的是诗人的经历和感受，它所褒有的也是诗人的独特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把这类的文字看成是诗人的自述或自传，至少部分意义上可以等同。像普拉斯的某些诗歌，像希尼的某些诗歌，像，梁平的《时间笔记》中的某些诗歌。“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可视为带着轰鸣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的一根根钻杆，就像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转引魏天无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论诗和梁平的诗》中的这段话是因为它说出的也是我想要说出的，而且它说出的足够精彩准确。在《时间笔记》中，梁平写下的是体验之诗，生命之诗，同时也是深入的审视之诗，在这里他有自我的亲在也有自我抽离，“我”在我之内也在我的对面，至达生命的此刻，他试图解下，试图更为“客观”、冷静，试图在解剖中真诚面对……无疑，放下了帽子、光环让自己没有附加更为“清清爽爽”的梁平在《时间笔记》中尽量以真面示人，真诚坦荡，甚至不惜直面一向“沉默着的幽暗区域”，放弃不经意的自我辩解、自我修饰和自我圣化的倾向：这对我们的作家来说是何等的难得。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中，梁平坦承：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
  你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
  你是不是你不重要，
  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
  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
  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
  我是我自己的错觉。
  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
  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
  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
  找回自己……

  在审视之下，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的行为和言说未必是“我”所要的真切表达，不，它不仅是一个所谓的“言行不一”的问题而是更为繁复和更多意味的哲学问题，它指涉的向度是多面的，譬如价值和妥协，譬如欲念和对它的困囿，譬如在社会属性中的自我和摆脱社会属性的单纯自我，譬如“真实”的多面和某种表演性——它其实是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和我们试图拥有什么之间”开出了深渊，而在深渊的两侧都有“我”的存在。这里的“隔阂”、“冲突”和“看不见”也都显得意味深长，它的后面应当联接着长长的注释……将这首诗和《经常重复的梦》做以对照会很有意思。在两首诗，同样具有一个“反方向”的我，同样这一个与另一个有冲突感，同样“我”并不能和另一个“我”完成融合与和解——如果我们再将《我肉身里住着孙悟空》也一并放置其中的话，我们会发现梁平是以体验的、诗的方式来呈现个人的“24重人格”，并将它们之间的关联、冲突、悖谬与并处解剖给我们看，在这里，“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得丰沛。但它不是阐释而是体验，它的现代性注入并非来自于心理学、哲学的知识而是来自于自身体验，从某种意味上，梁平的诗歌与我们此下取得的某些心理学、哲学知识发生着互证，而在梁平的诗中则更为复杂和意犹未尽。

  “自我”的在场和亲历：梁平的《时间笔记》或多或少有一种“自传”性质，譬如前面提及的那些诗作，譬如他的《私人档案》、《深居简出》和《耳顺》，“诗歌的传记经验所表达的并非一些事件的编年史，而是变化着的心理轨迹，内心的欲望和愿望也是它的一部分……”（耿占春《从“私人档案”勘探的秘密编码》）是的，梁平的《时间笔记》呈现的并非是一些事件的编年史（尽管也有这个成份），他更侧重是的变化着的心理轨迹，内心的欲望和愿望的时时波澜和它们的消隐。“耳顺，就是眼顺、心顺，/逢场不再作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生旦净末丑卸了装，/过眼云烟心生怜悯。”（《耳顺》）“我是在熬过许多暗夜之后，/读懂了时间。星星、睡莲、夜来香，/它们还在幻觉里争风吃醋”（《欲望》）“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我知道自己还藏有一颗子弹，/担心哪天子弹出膛，伤及无辜。”（《盲点》）透过这些诗句，这些诗句中的不同剖面，我们可以完成对“诗人梁平”的此在拼贴，可以拼贴出他的心绪波动，安于和不甘，沉默和言说，自以为的和尚存在的，等等。这里面有着丰富而相互纠缠的“神经未梢”，它感觉着细微的冷与暖，身体内的和身体外的，扑面来的和内部渗出的，以及平静湖面下面的深壑与潜流。这部诗集中个人的面部表情始终彰显着，而且，因由时间的冲刷，它洗净了某种伪饰、遮掩和自欺，从而呈现得更为深入、真切。因为真情真切，以至让我认为，梁平的这部诗集还提供着某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可贵剖面，它同时具有这方面的独特价值。

  透过时间：我们可以读到诗人的内在真诚，自我审视和剖解之利；我们可以看到与时间的和解以及不肯和解的不甘与内在坚持。当然，我们也可以细细品啜，在他文字的平和中掩映着的“复杂滋味”。“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出的这段话曾被我反复地引用，我愿意再次，再次：对于艺术作品，我们当然需要认知它的“智慧”成分，认知它的社会学、心理学提供，认知它对精神未有的填充，而同时也需要充分地认知它在“稀薄的文学性”中的某种美妙提供，“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是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梁平的《时间笔记》语调平和，有一种流淌感，有一种道来的娓娓，它部分“模仿”着日常说话的方式，有意不在表面上用力：这里有他的诗作的风格一贯也有新增和注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种方式与其言说内容的契合度极高，相得益彰，使它更易进入，更易渗入到人的心里。“柳浪99在河边，/热辣与清淡，俯卧成景。/适合喝茶、聊天、晒太阳，/白鹭在柳树排成的波浪上打盹，/与人的闲散呼应。”（《相安无事》）“路经春熙路，/总要去看那个矮小老头，/他在那里坐守世纪风云，/整整九十年了。”（《春熙路上的孙中山》）不在表面上用力是梁平诗歌写作的一贯，他似乎不愿意他的阅读者被语词表面的张力和巧妙修饰吸引，而对内在“说出”有所忽略，他的方式似乎暗合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理论，他更愿意一路平缓，让人极为舒适地走向——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梁平的诗歌叙述中往往藏有“暗转折”，他会在不经意间转向，让诗歌的意蕴有另外的层叠，悄然中变得丰厚多意。请注意我所使用的“暗”、“不经意”和“悄然”这些词：梁平诗歌的多层性从来淡然自如，没有强烈的沟壑感。譬如前面提及的《晚上七点》，譬如《相安无事》的后面延接：它转向“越来越孤冷”、高高在上的电视塔和进进出出的“心猿意马”的人们，然后再次转向“一河之隔的两个局面”；譬如《春熙路上的孙中山》的后面延接，“商厦越来越拥挤，/刘开渠铺垫的那个广场，/被琳琅满目的百货和龙抄手包抄，/严重缩水。”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自然而顺畅地延接一起，但其向度和意味却是多重的。

  前面其实已经提到，梁平善于利用和制造“空白”，他深谙“计白当黑”的技艺，有意而频频地“点到为止”，有意而苛刻地让叙说中止，而将回音袅袅地扩展出去……梁平的诗歌往往都有一个潜文本或副文本，在诗歌结束的地方潜文本或副文本的册页才开始在空白处展开。是故，梁平的诗歌是容纳和经得起阐释的，他经营着“未完成”，而“未完成”的部分则召唤阅读者共同参与，为他的诗叠加注入。在这里我必须说明，获得“未完成”区域从来不是作者不明晰、没想透或者“无意间”的完成，不是，对这部分的经营恰恰需要明晰，想得透彻，充分设计，然后用技艺的方式将它“模糊化”，制造出多向和歧意才行——我自认这属于经验之谈，与我的阅读解析和创作感受紧密相连。我们看《相安无事》的结束部分：它先是谈“如是是不是柳如是，/如是的庵是不是真的有庵”，以此和彼的对应、真存与虚设为阅读撑开阔大空间，它让我想到柳如是和《柳如是别传》，想到此庵彼庵、此时彼时的吊诡与悖异，想到时代之变和它们的带来等等，而结尾则更有意地刹在：“十字路口险象环生，/我低头走路经常招来，/汽车的急刹。”这是现象的现实的，但也是寓言的、哲学的，联系前面谈及的一河之隔的两个局面，如是是不是柳如是的延伸和开阔，它则更具缓生的波澜感。它貌似落脚于现实具体，但其实并非如此，并非止于此。而在《春熙路上的孙中山》一诗中同样如此，它在中段枚举现实现象，建立起精微而粘稠的生活质感之后，如此结尾：“被冷落了的孙中山，/在春熙路，面部表情自然，/没有一点不适应。”它当然是“实写”，是状态的，但我们耐心品啜：为什么冷落？冷落的是孙中山身上的象征还是其它？为什么他“没有一点不适应”，这个“没有一点”其中又包含着什么？诗人的注意为何会放在这一点上？……如果交给海德格尔，我相信他会写下数万字的哲思阐释，关于此在和生命，关于革命和理想，关于寓指和现实张力等等等等。

  没错儿，梁平有意为他的诗歌预留了耐人寻味、可供阐释的巨大空间，它吸纳，它开阔，它深邃，同时它平和，清澈。它经得起不同角度的解读，也经得起再次、再次的重读。

  作者：李浩，来源：中国作家网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