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彭燕郊是作为“七月派”诗人被定位的。然而“七月派”活跃的时代仅是彭燕郊诗歌创作的起步阶段，他70年的创作历程和丰硕成果不是“七月派”所能涵盖的。彭燕郊1920年出生于福建莆田，1939年开始发表诗作。在漫长的时光里，彭燕郊与诗歌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情和创造力，即使是在经受牢狱之灾的时候，也仍然采取“默记”的方法坚持着诗歌创作。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论是就创作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就创作的不断求新求变而言，彭燕郊都是一个奇迹。 我认为彭燕郊是“五四”以来的新诗现代化的着力实践者，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现代现实主义的艺术宗旨，充满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彭燕郊曾引用过胡风的名言：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并做了这样的解说：“我想，这两个对半该是平等的，平衡的。我们的时代，战士，是为一种政治理想献身的人，诗人，是用诗来为实现人生理想（广义地说也是政治理想）献身的人。为实现理想的斗争对这两个对半的要求是不同的。政治斗争，群体的，有最严格的约束，要忘记自我融入群体，等等。写诗，完全是个人的，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约束，尤其不能没有自我，不同于别人的个性，爱好，追求等等。诗人需要的只是做个诗人，做一个作为艺术创造者、一个精神劳动者的诗人，因为他毕竟是社会的人，他和战士都是一个神的化身，他也是战士，不同于一般的战士。” （彭燕郊：《学诗心悟》）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对诗人的要求首先是做一个战士，他的诗歌应该充满着燃烧的激情，回荡着时代的风雷，但在这种洪钟大吕的声音中，却也容易泯灭诗人的自我。彭燕郊对胡风的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的理解，却强调了诗人不同于一般战士的一面，那就是诗人不能没有自我。这使他有可能摆脱当时流行的那种情绪化、口号化的“抗战诗歌”的窠臼，在诗歌中展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和独特的个性。
新时期的到来，诗人和多位“归来的诗人”一起，获得了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新生。8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更多地在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他特别重视“诗与思”的关系，强调从“抒情”到“思考”的转换。在他这阶段所写的诗作中我们均看到了诗人所倡导并实践的现代人的抒情，即所谓思考的抒情。诗人在诗情袭来的时候，不再是听任其自由的倾泻，而是伴之以思考，思考时代，思考人类命运，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诗人才在古稀之年写出了对自我进行反思，具有精神突围意义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将炽烈的情感、空灵的意象与理性的思考融为一炉，创造了一种险中求胜的艺术范式，成为晚年的彭燕郊宝刀不老，依然保持着旺盛诗情和创造力的明证。
彭燕郊的诗学主张涉及到诗歌的本质论、诗人论、创作论、发展论等多方面的内涵，但贯穿其间的则是对新诗的自由精神的强调。他说：“诗主要表现人的精神状态，作为现代人，如果精神状态被旧的观念笼罩，怎能写诗？诗意味着自由，所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以为这是由新诗的本质决定的。”（颜雄：《诗之苦旅——与彭燕郊先生对谈》，《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在新诗的多种形式中，彭燕郊独钟情于自由诗，他这种选择并非只是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基于对新诗本质的深刻理解。他认为“新诗是自由诗。新诗没有格律，不沿袭旧格律，也不可能‘逐步形成’什么‘新格律’。摒弃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从艺术风格上，从诗美追求上看，新诗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诗法’，没有什么‘尊于一’的规范，多元的，各显神通的各个流派的自由竞争成为80多年来中国诗坛的绚丽景观。”（彭燕郊：《虔诚地走近诗》）正是出于对新诗自由精神的理解，他提出“要有胆量写不像诗的诗” （彭燕郊：《学诗心悟》），也就是说，要有勇气写不像人们观念中久已习惯了的那种诗，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对诗的亵渎，其实是对诗的内在精神的肯定与尊重。他的这一提法，让我想起汪曾祺的话：“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诗人彭燕郊主张写不像诗的诗，小说家汪曾祺主张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两位大师的见解何其相似！
提倡写不像诗的诗，体现了彭燕郊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求新求变的精神，也是他提倡写现代诗的又一种表述。彭燕郊认为：“现代人应该写现代诗。现代诗应该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是现代主义的”(彭燕郊：《再会吧，浪漫主义》) ，而他的这种现代主义，又不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照搬。在《再会吧，浪漫主义》、《两世纪之交，变风变雅：浪漫主义的困惑》等长篇论文中，他考察了从波特莱尔一直到艾略特的世界现代诗坛，探询了从龚定庵、鲁迅、艾青一直到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流变，在对浪漫主义的诘难与反思中，提出了“现代的现实主义”的主张。这是包含了现代精神、现代思想与现代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是彭燕郊对中国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
作者：吴思敬，来源：中国诗歌网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