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曾将痖弦一生的生命内容分成四部分：写诗、编辑、评论、剧艺（指主演《国父传》孙中山一角轰动宝岛），说痖弦写诗是扬己之才；编辑报刊鼓励名家、发掘新秀是成人之美；评论则以探索、研究新诗的发展为职志（参见《痖弦回忆录》代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余光中的评价基本概括了痖弦一生的主要活动。

1949年中学还未读完的痖弦，在行李中带着一本何其芳诗选，随着南撤的国民党部队来到台湾。1955年他在高雄左营加盟洛夫、张默创办的《创世纪》诗刊，从此搏击沉浮在现代诗的浪潮中。

作为台湾著名现代诗人纪弦的私淑弟子，痖弦的第一首诗就是发表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上。纪弦在台湾有现代诗“点火者”称号，他于1956年元月创立“现代派”，旗下人多势众，“新诗乃在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乃是其宣布的“六大信条”之一，它以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挑起了台湾诗坛论争的战火。痖弦与洛夫、张默为首的《创世纪》诗人及其他社团的台湾诗人都不同程度卷入了论争，经历了硝烟的洗礼。论争结束后，观点不同的各方虽然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调整；痖弦也走出了困惑与迷惘，但关于中国现代诗与传统关系的问题却引起他深刻而长久的反思。

60年代初痖弦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创作中心，并在威斯康辛大学获硕士学位。返台后的痖弦搁下诗笔，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刊编务和文学批评。通过对中西诗学的比较与自省，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入接触，痖弦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有了新的体认，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观。

关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视野

痖弦从不讳言自己的台湾诗人身份，但他以真诚、热烈的民族情怀，在著作中经常称自己为中国诗人，这使人们想到离去的洛夫，他生前多次宣称： “我是台湾诗人，但我更是中国诗人，我的文化身份，我的中华诗魂永远不变”（《洛夫谈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74页）。痖弦、洛夫所强调的“中国诗人”、“中华诗魂”都是对自己及作品民族属性、文化母体的选择，是一种本能的文化认同。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积淀，一部民族的诗歌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灵史。正如惠特曼所说，“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产生的诗歌。”一位伟大的诗人必须努力为民族和人民发声。

关于国际、民族和本土三者的关系他是这样阐述的：

“所谓国际、民族和本土，孤立起来看都不免有所局限，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其大，才容得下一个诗人辽阔的心灵视野，”“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永远是个集大成者，一件伟大的作品，既是本土的，又是民族的，而只有成为本土和民族的，才能成为国际的。”“乡土的扩大就是中国。”（《年轮的形成》，《聚繖花序》第一集，第144页、114页，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18年再版）他鼓励台湾诗人创作出“具有中国人精神品质并富有现代意义”的诗歌（《<诗学>创刊号弁言》，《聚繖花序》第三集，第139页）

痖弦强调，在上述三者的关系中民族性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涵纳本土性，又是走向世界、通往国际化的前提，这是毋庸争辩的逻辑。从历史渊源追溯，本土性从属于民族性，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创世纪》的主要诗人是一致的，正如洛夫就这一问题对一位香港诗人所谈的：“香港诗和台湾诗在本质上应无不同，都是由中国古典传统和汉语系统发展而来，也差不多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洗礼” （《洛夫谈诗》，第88页）。所谓民族性，痖弦称之为“民族性格”，洛夫称之为“文化基因”，其内涵都是一致的，是指渗透纸墨，并且贯穿现代诗的血脉、“诗魂”。痖弦指出，台湾诗人的使命就是要致力于表现现代诗的“诗魂”，“怀着一颗中国心，一份民族情，通过作品的试验，去寻找中国诗的原乡”（《回到中国诗的原乡》，《聚繖花序》第一集，第113页）。

欣赏民族风味

痖弦通过对台湾诗坛的扫描和30年代以来现代诗创作历史的大致回溯，对两岸诗人表现民族性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敬意。

他高度肯定白灵的《大黄河》以黄河文化为象征，展现出她与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肯定该诗糅合了黄河与中国历史的沧桑，充满了激越感人的力量和少见的气势。（见《聚繖花序》第一集，第54页）

他赞扬陈藜等人的诗“有另一种历史意识的反刍，”“大大有助于民族精神的溯源。”（同上书，第105页）

他对20世纪以来的大陆前辈诗人为加强现代诗的民族性格，表现“中国心灵”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表达出由衷的敬佩。他称赞林庚的诗萧散閒逸，创造了现代诗的“中国意趣”；赞扬臧克家《烙印》一些作品是“旧诗词意象新转的佳例”；赞扬新月派朱湘、闻一多进行的新格律试验，是希望将西方的形式“成功地引进到中国文学的泥土上”（同上书，第103——104页）。痖弦满腔热情的评赞：孙毓棠的《宝马》是“题材上的中国”，闻一多的《死水》是“节奏上的中国”，何其芳的《预言》是“情调上的中国”，废名的《宇宙的衣裳》“是哲学（禅）的中国”，杜运燮的《滇缅公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乡土的中国”；他称赞以上这些作品和后来洛夫、余光中、杨牧、周梦蝶、郑愁予等诗人借鉴民族古典在台湾所进行的“中国化的试验”代表了“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孺慕之情”，“是新诗达到高度的必然发展，值得给予最高的肯定。”（同上书，第104页）痖弦对中国现代诗的视野超出政治界线，评赞中竟然包括了《王贵与李香香》这类40年代解放区陕北民歌体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眼光和思想度量，超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现代诗研究的权威学者。在大陆某些学者的眼中，中国诗的现代品格与乡村、传统似乎从来就是格格不入、相背而行的，这种眼光显然是片面和武断的。它既有违五四以来现代诗发展的历史，也是对海峡对岸台湾诗坛现状的漠视。其实，包括痖弦、洛夫在内的来自大陆的台湾诗人都写过不少与家乡农村有关的“乡愁诗”，痖弦就创作出了《红玉米》、《盐》等中原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品，这些诗中的乡愁不只是一种对河南家乡思念的宣泄，更多的是透过故乡的人、事、物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厚、悲苦与苍凉，它们以深刻的历史感和美学震撼力获得两岸读者的广泛好评。

追求现代与古典的交光互影

传统（历史）与现实对现代诗一直成为双向拉扯的力量，对传统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如何判断它与诗歌创新及现代化的关系是痖弦诗学观的重点。史学家将历史的发展视为流动的时空。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环环相扣，节节相连，形成流动不息的时空链条，演绎着全人类不同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过程，这就构成了历史和历史传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和传统不可割断的关系才是历史的眼光。 痖弦就是立足于这一视点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说：“传统与现代，一如河川的上游与下游，是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呼应”，“作者唯有根植在旧有广袤的泥土里，吸取传统的精华，再对现阶段有所自觉与体认，才有可能从而创造出新而现代的作品。”（《现代诗的省思》《聚繖花序》第一集，第18页）。但他强调指出，对待传统绝不是简单的继承，正确方式是吸取传统的精华，同时自觉地面向和体认现代；为此对传统必须经过“反刍”。他说：“真正的传统精神就是反传统，传统精神就是不断地求新，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他以自《诗经》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嬗变更新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变迁为例，指出，唯有选择性的审慎吸收传统，进而驾驭传统，才能更新和创造新的传统。“传统”这一概念通过痖弦的解读被赋予了新的创造性内涵。洛夫曾说：“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问题，我有一个固执的看法，那就是，文学传统的薪火之所以能传承不息，绝不在于守成和复旧，而在于创新。”“当我们思考继承及创造新传统之时，必须具备一种含有历史意识的批判眼光。”（《洛夫精品自序》，《诗而有序》第20、21页，海天出版社，2014年）痖弦与洛夫对传统的态度，均不主张“守成”，而是立足于创新——通过新传统的创造追求现代诗的新品格，即通过对传统有选择性的审慎吸收，完成一个融合现代的新的诗学建构，建设新的现代诗。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抉择，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固然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母体，但也必须面向现实，在它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中来把握自身的发展，并开拓前进的方向。

痖弦指出：“汉语诗人最大的写作资源是古典文学语汇积淀的丰厚，但如果过分依赖遗产，就形成阻力，在古人既定的句型中翻不出新意来，”“在很多情况下，书面语言完全无能为力，只有回到语言的最初，感觉的最初，把一切诉诸直感。”（《青春的反顾》，《聚繖花序》第三集，第94页）他指出，选择性的继承传统形式，并学习、借鉴兼容世界上其它丰富的艺术形式，是建立现代诗可行的方向；面对开放的世界，中国现代诗既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全盘西化，唯一的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作纵的继承，在技巧方法（也含精神）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现代诗的省思》《聚繖花序》第一集，第23页），追求构筑“现代与古典交光互影的美感世界”（同上书，第181页）。

在80年代对台湾诗人杨平的品鉴中，痖弦对作者融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新古典诗作表达出由衷的欣赏，将他的诗概括为这几个特点：

（古典）小诗的形式；风雅的意境；中国传统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古典文学语言的重铸和创造；山水自然的静观与感悟；东方哲学（禅学）、理趣的表现；古典秩序和现代生活的冲击。

痖弦以《云无心以出岫》为例，透过其表面的古典面孔深刻地剖析出它的现代品格。这首诗的标题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痖弦指出，诗中除了常用的古典意象外，还安排了许多现代生活意象，二者跳接一起，产生映衬效果，充满时空换位、今昔倒错的趣味。“这朵出岫的云，并不是无心的，而是一朵心事重重的现代云”，它給背负历史包袱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反讽，“使人联想起早期现代诗人在诗中表现出的现代都市的无聊、无奈，以及现代人文化怀乡意识无从寄托的痛苦。” （同上书，第113页）。

痖弦认为，这类古典诗是中国现代诗发展到80年代的一种反省和回归，代表了从新诗诞生后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诗的创作理想，已成为台湾诗坛的共识；诗人还可将表现层界拓宽，由“抒小我之情”拓展到民族意识、群体关怀、自然静观、天人契合、生命参悟、历史意识等博大的“抒大我之情”的层界，“重探历史背后的意义与人性在时间里散发的光芒。”（同上书，第115页）痖弦乐观地指出，年轻一代诗人比他们的前辈充满了自信，展开在他们面前的是现代诗无限壮阔的风景（同上）。

痖弦的睿智、博学和诗人气质使他的评论往往体现出独到的覃思妙悟，闪烁着诗性与智性、古典与现代交织的光彩。

如为萧萧所编《感人的诗》所写的序言中，痖弦提出关于诗歌“美”、“思”、“力”的三种质素，它们分别为“美感的叠现”、“思想的深度”、“动人力量的深浅轻重”；并指出，“美”属于浪漫、象征主义层次；“思”属于古典主义层次，“力”属于自然、写实主义层次，“融汇或者具备其中一二的，便是好诗”（《聚繖花序》第一集，第49页）。“美”、“思”、“力”这三个审美概念是痖弦以传神的手法对西方美学理论高度概括的画龙点睛之笔，它为现代诗的创作和欣赏提供了借鉴的指标。

在评龚华的诗时，痖弦则尝试将刘勰《文心雕龙》所谈之“六观”浓缩为“三观”，从“真”（感情上追求真）、“深”（思想上追求深）、“新”（技巧上追求新）三个方面对这位女诗人的作品作出了细腻、深入的分析。评赞她的诗情流露出传统女性固有的纯真与雅洁，闪烁着性灵的光辉；思想上佛家“空”观占有若干比重，诗人试图以语言为爱情刻下一尊不朽的雕像，成为崇高与庄严的象征；在诗的技巧上，喜用婉而多讽的表现手法，以强烈的个人气质，清丽尖新的口语，空灵的奇思遐想为恋人织就一幅生动的心像。这样的评论是借鉴明清小品萧散、谐美的笔致，以古典美学的眼光作出的阐释，表现出痖弦细微的体察和温润的诗心。

在对旅美学者兼诗人卢飞白的评论时，痖弦则具现中西结合的慧眼，说：“他的诗，沉雄而奇异，常似一种近乎白话的平淡语言娓娓显现出超乎寻常字语以外的巨大力量。香海棠馆词话所谓‘其秀在骨，其厚在神’一语，岂不正是他诗句质地的写照？而卢飞白内蕴的精神，更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诗人，一个哲人海德格尔所说的，呈现灵魂的诗人。”（《怀念诗人卢飞白》，《聚繖花序》第三集，第144页）痖弦以中国古典词学的隽语结合海德格尔的哲思，精妙点画出卢飞白诗歌风格的精神特征。

痖弦将中国现代诗的民族化，将新诗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作为自己的愿景。他意味深长地说，精致有余、博大不足的我们的诗坛，如果想突破现状，在历史纵深和地缘拓展上作更大的概括，展现更宏伟的文化全景，一定要重新评估自己，发现自己。老月琴伴奏的民歌，惊堂木拍打下的“说书”、“讲古”，期间隐藏的可能是一个戴斗笠的荷马，不识字的缪斯。土地孕育诗人，好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历史的预言（《从抒情到咏史》，载《记哈客诗想》第25页，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

作者：章继光，旅加学者 教授（退休），先后任教于湘潭大学、五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导师，发表洛夫、痖弦诗评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