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创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使命。百年新诗，创新是使命，没有创新，就没有新诗。胡适当年倡导新诗革命，就是认为旧体格律诗僵化、陈旧，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

  胡适强调的其实就是个人之独特感受，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这样，也就符合新诗革命新文学革命之理想，追求新思想新内容和新语言。但新诗革命有一个大谬误，就是只看到格律诗过度守旧的问题，没看到中华诗词里，其实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审美基因，导致有些新诗走向了简单化、粗鄙化和低俗化。这也是当代诗歌所需要纠正和弥补的。

  而中华诗词面临的问题，则是胡适也已经指出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时代性和创新性不够的问题，以致远离大众，远离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中华诗词的当代性，显得重要而急迫。

  文学是个体的创作，但又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所以，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其实就是抒发个人当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现个体主体在新的时代的微妙感受和细腻心理，提升审美体验、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的诗意表现；就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文化自信，吟咏心声，情赋山河，观照天地，创造新时代的诗词美典。

  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已经有不少当代诗词家在努力探索和尝试，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我试着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讨论。

  新时代意象

  新的时代应该建构新的诗歌审美体系，创造美学新意象新形象。

  诗歌是一种塑造形象的艺术，艺术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传。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与人文网络、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扶贫、安居乐业……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具有艺术价值。

  诗人王天明有一首《定风波·国产航母下水》，是写国产航母的，在诗词中，这是一个新题材，也只有新时代的诗人才会看到这一时代的奇迹，才会有新经验新感受，作者很好地表达了他独到的观感：

  自古重洋勇者行，蛟龙入水引潮声。映日红旗天际远，舒卷，征途万朵浪花迎。

  极目云横风起处，何惧？官兵铁骨已铮铮。一任惊涛如猛虎，航母，今于海上筑长城。

  新时代的大国重器，形象地进入了诗词词汇和创作之中，对此格律诗来说，这就是一种创新，新形象新意象的创新。

  古代有古代的意象，当代有当代的意象，同时军旅诗歌，古代可能是塞上西风骏马，当代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军旅诗人朱思丞的《巡边》写出了这种与古不同：

  浩歌翻白雪，落日界碑前。
  霜重棘林矮，鸟稀关所偏。
  风收山现马，影过草凝烟。
  枪刺挑寒月，星沉一线天。

  枪刺挑寒月，一看就是当代的巡边，就是新意象新气象。所以，即使同是巡边题材，仍然可以写出当代的新颖独特之处。

  还有对当代日常生活当代生活场景的描述，这些日常景观可能大多数诗人平常接触耳闻目睹的，但很少入诗词，写出新意更不容易，李子栗子梨子《沁园春》很有代表性：

  某市城南，某年某日，雾霾骤浓。有寻人启事，飘于幻海；欢场广告，抹遍流虹。陌路西东，行人甲乙，浮世喧嚣剧不终。黄昏下，看车流火舞，谁散谁逢？

  消磨雁迹萍踪。在多少云飞雨落中。算繁花与梦，两般惆怅；远山和你，一样朦胧。岁月初心，江湖凉血，并作行囊立晚风。青春是，那一场酒绿，一局灯红。

  这里面现代元素比比皆是，也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景观，但诗人将之与青春记忆结合，很有现代感，惆怅、迷惘、青春的热血雄心与都市街景交替闪现。

  诗歌是一种抒情的文体，古典诗歌注重的诗情感，见景生情睹物思人，现代诗歌侧重的是情绪情况。李子栗子梨子的这首诗现代感非常强，是一种新时代的意象叠加与堆积。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价值，总是催生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所以，新时代也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美学方式与生活意义。

  奋斗书写

  奋斗，就是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新时代的主旋律。

  新中国七十周年大庆，中央特别评选了“最美奋斗者”，可以说是重树英雄榜样。有一段时间，恶搞英雄、嘲讽乃至贬低英雄成为时尚，这一次评选“最美奋斗者”，可以说是一次纠错。

  每一个时代和民族都需要英雄。讴歌英雄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无论古今中外，西方的《荷马史诗》，中国的《格萨尔》《江格尔》等等，最早的史诗都是记载和传诵英雄事迹的，唐代的边塞诗，也是英雄之诗，浪漫之诗，边塞诗是盛唐精神的象征，盛唐诗歌的高峰，艺术成就也是最高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其主轴。

  新时代也正在恢复这一传统，首先是拨乱反正，重树英雄的地位，给英雄以赞美，向英雄致敬。当代诗词也出现一些优秀作品，比如黄炎清的《沁园春·塞罕坝精神赞》：

  一面红旗，三代青年，百里翠屏。正鹰翔坝上，清溪束练，云浮岭表，林海涛声。北拒沙流，西连太岳，拱卫京津百万兵。凝眸处、邈苍烟一抹，绿色长城。

  曾经岁月峥嵘。况览镜衰颜白发生。忆荒原拓路，黄尘蔽日，禽迁兽遁，石走沙鸣。沧海桑田，人间奇迹，山水云霞无限情。春来也、听奔雷击鼓，布谷催耕。

  塞罕坝的事迹近年广为人知，几代人治理荒漠，前赴后继，终有功效，这首记录其英雄壮举的诗歌，可谓极具概括性，把这一事业的前后历史及艰辛努力，以艺术的方式完美再现。

  普通人物身上也有亮点，有英雄的行为和举动，许东良的《青玉案·环卫工人》将目光投向底层的环卫工人，发现其闪光之处，令人感动，全诗如下：

  晓天犹挂星无数。已扫遍、霜尘路。专用斗车闲不住。才穿陋巷，又临豪墅，如影同朝暮。

  满城攘攘多灰土。自顾清街净千户。低唱红歌头顶雾。仰瞻俯探，但愁帚短，难及高深处。

  歌颂的诗歌也可以写得婉约动人，比如张紫薇写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浪淘沙·樊锦诗礼赞》：

  古道漫风烟，散落诗篇。窟封宝藏不知年。应是前生心暗许？一见生欢。
  带路舞飞天，乐奏和弦。大同世界尽开颜。莫使珠光沉睡去，璀璨人间。

  将樊锦诗对敦煌的一见倾情的热爱和长久坚持的守卫，写得异常动情，也写出了敦煌对文化的独到贡献。

  以诗抗疫

  2020年，突发的疫情考验人类，也考验了中华诗词的当代性。突发的疫情,开始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各种反应都有，但到后来逐渐控制住后，情况又有了不同。从诗歌的角度，疫情期间也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封闭隔离在家，普遍的恐惧和抑郁，还有因疾病引发的痛感；第二个阶段，中央和各大组织的强力介入，集体力量产生的效果开始突显，社会开始变得有秩序，人心开始安稳，信任感和信心倍增。

  这两个阶段诗歌创作的主基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本能的自发的情感情绪宣泄倾泄，因为封闭隔离，害怕、紧张、无所适从，每个人都彻底回到了真正的个体，成为真正的“裸露的自我”，成为复杂多样情感情绪的反应器，借助诗歌表达，大量自发涌现的创作，一种创作的原始状态，井喷状态，通过手机、自媒体和网络发表。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主要是情绪化的宣泄，赤裸的存在状态，等待之中的焦虑与挣扎，不确定感，恐慌、哀伤、指责、哭泣、愤怒、呼喊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个阶段则开始有相对理性节制的反省和思考，这与国内疫情被逐渐控制有关。于是，对奔赴武汉、湖北的白衣战士的歌颂，对医护勇士的歌颂，成为一种潮流。在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再次体会了个体与民族、自我与国家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关系。这两个阶段，都涌现了一些优秀诗歌。

  比较而言，第二阶段的诗作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文本。既有讴歌英雄主题的诗作，比如杨逸明写《赞钟南山院士》：

  挺身而出识斯翁，几度陈辞报吉凶。
  自有控防真手段，绝无敷衍假言容。
  心牵东土求灵药，泪洒南山击警钟。
  沧海横流危悚际，一尊罗汉立成峰。
  这是一曲英雄赞歌。

  也有亲身参与抗疫第一线工作的诗人的现场记录，比如公安干警参与武汉封城的描述，典型的有武汉干警楚成的《声声慢·次范诗银先生雪后上元寄武汉诗友韵书怀》：

  凌寒守卡，戴月披星，城封桥锁伤情。纵使新春佳节，莫诉衷情。江流如风婉转，是悲生、更是柔情。男儿战疫，别妻离母，只有真情。

  偕谁瘟神来捕，龟蛇望、愁云惨淡无情。宁为阵前兵卒，不废豪情。严防细查刻刻，待晨曦绘出深情。同心圆上，警徽添，一片情。

  这些诗句，可谓一种历史事实的记录。

  这些诗歌里，有些注重细节捕捉的诗歌尤其令人记忆深刻，比如王守仁《按手印》：

  抗疫悬壶争挽弓，神州处处起春风。
  签名请战飞千里，白纸梅花指印红。

  这是一种新时代特殊形象的捕捉。白衣战士奔赴抗疫前线之前，不顾生死，请命上医护第一线。为表决心，不怕生命危险，果断按下手印，这与战争时期的请缨上战场何其相似，但这只有二十一世纪才会发生的情形，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和缩影。

  中华诗词要有当代性，这就是一种当代性。

  扶贫史诗

  脱贫攻坚是具有史诗性的历史事件。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全党全国全社会长期以来共同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这是史诗般的实践。壮丽艰辛的扶贫历程呼唤着与之匹配的诗歌力作。

  诗词界在这方面没有落后，有不少诗作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巨变。有些扶贫工作队的诗词，比如钟起炎的《与贫困户共商产业发展》：

  灯火人家月色幽，小桥流水唱无休。
  帮扶走访深山路，每与春风一道谋。

  也有歌颂扶贫英雄的，比如蒋昌典的《广西村官黄文秀》：

  贫家儿女最知贫，欲变穷乡自屈身。
  莫道光华才一瞬，火花点亮是青春。

  还有写贫苦乡村变化的，比如吴江的《新村》：

  春光何处好，农父崭新家。
  安宅双飞燕，盈门七彩霞。
  客商跻网络，蔬果售天涯。
  篱上牵牛美，齐吹小喇叭。

  这些诗词都很形象化，使用了新时代的意象形象，新鲜活泼，接地气，有生活气息，有感染力。

  确实，这些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健康美好的情感，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与人民同甘共苦，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所以才有一个个感人故事、细微变化、日常细节，带着泥土味，充满真情实感，这些诗歌里表现出的血肉相连的情感是感染人的，这种精神是激励人的。这些情感和意义的抒写，是一个时代真实的记录，是诗词当代性的鲜明表现。

  除了以上所列举，新时代的众多伟大实践和巨大变迁，比如高速高铁、快递外卖、共享经济、智能机器、航天航空、深海作业等， 都得到了中华诗词的很好表现，是中华诗词当代性的具体体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时代中华诗词需要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是中华文化的天命，也是新时代中华诗词的使命，没有创新就没有新诗，新诗就是创新的产物，中华诗词也一直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和前进。创新和建构，是新时代诗歌诗词的双重使命。创新和建构并不矛盾，创新要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并保持可持续性，就需要建构，建构包含着对传统的尊重和吸收，而不是彻底否定和破坏颠覆。创新，有助于建构，使之具有稳定性持续性。而只有建构目的的创新，才不是破坏性的，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可以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能量动力，才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添砖加瓦，锦上添花，展现永久魅力，焕发时代光彩。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