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现代诗的美学道路

——以洛夫为首的“三头马车”与《创世纪》

章继光

由洛夫、张默、痖弦创办的《创世纪》诗刊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历程，创造了台湾诗坛和华语诗坛的一个奇迹。作为一份对中国现代诗的探索和两岸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的刊物，这件事值得两岸诗歌界人士和读者的关注。本文试对《创世纪》创刊及半个多世纪的主要历程作出回顾，就正于方家。

一

1949年6月，21岁的洛夫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简单的行李及艾青、冯至两本诗集，从衡阳火车站与一批同学挤上一列运煤的火车抵达广州，7月转乘运输舰到台湾基隆。1953年洛夫于政工干校毕业后进入左营军中广播电台任新闻编辑。

就在洛夫抵达台湾前数月的1948年冬，17岁的痖弦肩背带有一本何其芳诗集的行囊，匆匆接过母亲塞给自己的煎油饼，加入了家乡中学（河南南阳联中）南下的流亡队伍。步行抵达湖南零陵休整时，痖弦与几位疲惫不堪小伙伴加入孙立人的部队，从广州乘船抵达台湾高雄。1954年，痖弦从复兴岗学院影剧系毕业，进入左营军中广播电台，与稍先进入电台的洛夫成为同事和室友。

   1954年7月洛夫在台湾海军陆战队举办的讲习班上认识同在海军服役的张默。张默小洛夫3岁，安徽无为县人，1949年18岁来台，爱好新诗。由于他与洛夫都有诗作曾在海军报刊上发表，彼此熟悉对方的名字，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即商议筹办一份诗刊。讲习班结束后不久，张默与洛夫通信联系，将刊名定为《创世纪》。9月，负责联系刊物印制的张默将集中起来的诗稿与版型送到左营海军印刷所排印。经过20天排版，三次校对，同年10月《创世纪》创刊号问世。当张默从印刷所捧着油墨扑鼻的《创世纪》时，如同捧着刚出生的儿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获悉《创世纪》创刊的信息，不久从台湾各地邮来的稿件，如雪片般向左营飞来。同年11月，洛夫、张默邀请痖弦加入《创世纪》，参与第二期的筹备出版和编务（注一）。这样 “三头马车”（洛夫语，见《诗坛春秋三十年》）经营《创世纪》的局面正式形成。三人的分工是：张默任责编，洛夫负责组稿、审稿，痖弦负责发行并协助编务，三位怀揣诗歌梦想的大陆青年人，在岛内政治空气十分紧张的“戒严”时期，开始了在台湾诗坛的艰难跋涉。

三个年轻人当时穷得响叮当，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除了抽屉里卖不掉的诗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为了筹措刊物的印刷经费，他们拿出了自己余下的薪饷，并一次次走进当铺，当掉稍微值钱的衣物。洛夫回忆：“张默的脚踏车，痖弦的西装，我的手表，每三个月便要失踪（按：进当铺）一次。第一次进当铺，我们的脸一个比一个红，次数多了，却一个比一个青，因为我们已无物可当了。”（洛夫《无调的歌者——张默其人其诗》，载文集《孤寂中的回响》，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走投无路的时候，只得当掉“冬天唯一保暖的军毯”，“甚至瞒着太太，把孩子的奶粉钱交到印刷厂”（痖弦《为永恒服役》，载《聚繖花序》第一册）（注二）。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每当《创世纪》出刊，就将刊物装在大箩筐里，由痖弦、张默倆从印刷厂抬到邮局，然后分寄台湾各书店；左营和高雄地区则由三人一家一家的送往书店寄售，书店老板有的勉强收下，有的则当面拒绝，弄得十分难堪。在如此尴尬、艰难的困境中，他们一度萌生洗手不干的想法，但这三位因诗歌结缘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数十年如一日携手同行，“忧喜与共，苦乐分尝，而友谊也历久弥坚，始终不渝”。三人的美学观点大致相近，性格却迥然不同。洛夫比较憨厚而刚直，痖弦温和而稳健，张默则明敏而坦率。尽管有因意见不合而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但事后只要念及长年来的含辛茹苦，为台湾现代诗发展并肩奋斗的历程，“内心的任何阴霾便为之烟消云散，伤口愈合如初。”（洛夫《谈张默的散文》）走过半个多世纪，薪火相传的《创世纪》经历了跨世纪风雨的洗礼，成为一份很有影响的诗刊；在它旗下聚集的诗人、评论家也形成为宝岛诗坛一个广有声誉和影响的文学社团，这不啻一个奇迹，洛夫、张默、痖弦“铁三角”的因缘聚会和他们对诗歌梦想的执着追求是成就这一奇迹的重要原因。

二

《创世纪》在创作和理论上经历了曲折起伏的探索、发展的历程。早在80年代洛夫就将它的发展划分为为三个时期（参见洛夫《诗坛春秋三十年》一文）。

（一）试验期，从创刊号（1954年）到第10期（1959年）

这个时期是《创世纪》的发韧与探索期。一开始，洛夫等人对于现代诗的创作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犹如雾中的灯火，不够明晰。直至第5期，通过洛夫撰写的社论《建立民族诗型的诌义》才提出具体的主张。这篇社论指出：“新民族诗型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艺术的——非纯理性的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之表现，我们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且必须是精粹的、诗的、而不是散文的；二是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字的特性，以表现东方生活之特有情趣。”可见这三个来自大陆、有着深厚中国文学传统情结的年轻诗人，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无奈现代主义思潮此时正以汹涌之势进入台湾，在纪弦《现代诗》为代表的现代派鼓吹“横的移植”，追求西化的口号下，台湾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现代诗运动，势单力薄、立足未稳的《创世纪》无法对抗，只得退让、妥协，与之合流。张默《贝多芬》、洛夫《我的兽》、痖弦《深渊》、叶威廉的《赋格》等，都是在这股思潮影响下的作品。痖弦1959年创作的长诗《深渊》运用现代诗隐喻、象征的手法揭露台湾当局戒严时期统治的黑暗，表现出巨大的批判力量。奠定了痖弦在宝岛诗坛的大家地位。此前，痖弦还创作了《红玉米》、《盐》等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品抒发内心的乡愁，透过故乡的人、事、物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厚、悲苦与苍凉，作为民族性诗型探索的早期成果，它们以深刻的历史感和美学震撼力获得两岸读者的广泛好评。

（二）创造期，从第11期（1959年）到第29期（1969年）

这一时期洛夫和痖弦在短期内先后离开左营。洛夫在台北军官外语学校学习一年后，1959年派往金门，继而赴越南服务两年。痖弦则再次回到复兴岗学院学习并工作，于60年代赴爱荷华大学访问。左营基地曾一度由张默一人苦撑；期间三人仍保持联系，加之台北同仁辛郁、碧果、周鼎等人的遥相支援，使得《创世纪》“聚而不散”，乃至“散而不溃”（洛夫语）。

此时期台湾现代诗的狂飙已过，但是为现代诗运动激发起来的《创世纪》诗人们却志气鹰扬，他们面对诗坛疲软的状况，调整路线，力图为推动现代诗的发展重振雄风。《创世纪》在扩展内容的同时，以“筑巢引凤”（痖弦语）的精神扩大了约稿范围，吸引作者，从1959年4月第11期开始，《创世纪》在办刊宗旨上扩大视野，不分门户，提出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纯粹性”作为创作标的（（张默《擒风钓雨六十年——《<创世纪>杂志简述》），从而吸引了岛内各家各派诗人的作品。一时之间《创世纪》旗下聚集起台湾许多优秀诗人与评论家，季红、郑愁予、商禽、叶珊（杨牧）、叶维廉、管管、白荻、叶泥、李英豪、羊令野、辛郁、大荒、碧果、周鼎、梅新等先后加盟，《创世纪》阵营极一时之盛；纪弦、余光中、周梦蝶这些重要诗人也都在《创世记》发表作品。在洛夫、张默、痖弦的带动下（痖弦于60年代中期搁下诗笔在几家报刊从事编辑工作，致力于扶植文学新人与理论推动），《创世纪》的诗人群体社在诗歌的创作上大显身手，在台湾刮起一股新的现代诗旋风，在它的推动之下，宝岛现代诗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蓬勃的兴盛期（参见洛夫《中国现代诗的成长》）。其中，洛夫对台湾诗坛带来重要影响的长篇史诗性力作《石室之死亡》，是此期《创世纪》具有标志性的作品。这首孕育、诞生于金门石室那一特殊时空的作品，1959年在《创世纪》第十二期刊出首辑之后，《蓝星诗选》《现代文学》《笔汇》《文星》等刊物纷纷选载，引起轰动。《石室之死亡》重点探索人的存在经验和悲剧命运，诗的标题凸显出 “死亡”的主题，封闭、孤绝的石室是现实生存环境的象征。整首诗表达出人在面临巨大困境的悲伤、惊悸、沮丧、绝望以及祈求哀悯、救赎等种种极度复杂的精神体验。这首诗的内容与战争相关，但其精神内涵却远远超过战争本身。洛夫从客体（严酷的环境）与主体的关系中，对主体的精神层面特别是人的命运作出了纵深的开掘，对生命与死亡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在诗中表现出向死而生、死生同构、天人一体的道家冥想和神学玄思。全诗如一首结构庞大的悲情奏鸣曲，以史诗般的恢弘气派、超凡的想象力、奇崛繁复和极富张力的意象令人心惊。这部作品由于受超现实主义非理性创作主张的影响，追求意象语言、语法结构的奇崛，突破了部分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它在给宝岛诗坛带来震撼的同时，一度也引起了争议。

（三）成熟期，从第30期（1972年）到新世纪

因经费困难，《创世纪》从1969年元月第29期起休刊两年多，1972年张默由左营迁来台北，6月《创世纪》召开复刊会议，决议由洛夫任总编辑，痖弦任社长，张默任执行编辑，大荒、辛郁、周鼎、碧果、叶维廉任编委。9月《创世纪》复刊（总第30期），由洛夫执笔的社论《一颗不死的麦子》指出了复刊后的方向，它强调《创世纪》“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化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唱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声音。”这标志《创世纪》及同仁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自觉期，也是《创世纪》的成熟期。

所谓自觉，用洛夫的话说，就是由回顾、批评、反省所形成的一种审慎的自我评价 （参见洛夫《诗坛春秋三十年》）。洛夫等人这时已进入中年，思想趋于冷静，诗风也趋稳健、包容，但诗观更趋开放。问起甚么是现代诗，他们的答复可能是：诗本来就是那种样子，无所谓传统与现代，无所谓“横植”与“纵植”，也无所谓现实与超现实、晦涩与明朗、知性与感性，只要有一颗诗心，四处都是春暖花开，天地一片锦绣（参见洛夫《诗坛春秋三十年》）。现代派与超现实主义是寻求创作个性与个人精神的展现，传统则是对古典的重视，二者本来是互相排斥的，但以洛夫为代表走向成熟的《创世纪》诗人，以稳健的姿态游弋于两间汲取养分，追求感性与知性的平衡——在重视“情”（感性）的同时，以适度的知性表达形而上的思维，提升作品的哲学高度；在反思传统、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追求现代与古典的融合，拓展、开掘作品的文化广度与深度。

复刊后的《创世纪》增添了新的血液，补充了不少新的成员，计有渡也、张汉良、汪启疆、季也、罗英、冯青、古月、沙穗、张堃、连水淼等，加上再度延揽加入的商禽和复出的季红，显得《创世纪》阵营一时极人才之盛。

阵营的壮大和理论上的成熟，使得《创世纪》现代诗的创作呈现出佳作竞出、绿叶成荫的新貌。洛夫刊于第30期的长诗《长恨歌》是《创世纪》复刊后转型的标志之作。这首诗借用白居易《长恨歌》原诗题材创作的长诗，是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成功之作，发表后一度轰动台湾诗坛。

1974年包括《长恨歌》在内的58首诗以《魔歌》集结出版，这部诗集展现出洛夫近几年来“调整语言、改变风格，以致整个诗观发生蜕变后所呈现的一个新风貌”（《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诗集自序》），是洛夫诗歌美学和语言风格趋于成熟的一个转折，也代表着《创世纪》这一时期创作风貌的嬗变。

1989年2月，《创世纪》编委会改选，洛夫继续担任总编辑至90年代中。从80年代以后，在以洛夫为首的三驾马车的推动下，《创世纪》风雨兼程又走过了30多年。在超过一甲子的漫长岁月里，以洛夫、痖弦、张默为代表的《创世纪》诗人们一直站在现代诗创作的前沿，“为建设诗歌的台湾而深耕密植，带来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痖弦《诗美学的大磁场》一文）

三

近七十年来，《创世纪》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创世纪》走出了一批以洛夫、痖弦、张默、杨牧、辛郁、商禽、叶维廉、季红、方明、简正珍、张汉良、张堃、辛牧等一批成果突出的现代诗人和评论家，他们中有的在海峡两岸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洛夫和痖弦更是世界级的华语诗人；同时通过《创世纪》这个创作实验室扶植、培养了大量诗坛新秀，《创世纪》文学社团逐步扩大。

其二，《创世纪》在与其他社团（《现代诗》、《蓝星》等）的论争中（如“横的移植”“纵的继承”等）善于积累经验教训，推动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用洛夫和瘂弦的话说，不论精神上或实际创作上，在台湾真正致力于推广现代诗运动的是《创世纪》（参见洛夫《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选序言》），《创世纪》及旗下的文学社团将台湾华语诗歌的“现代化、世界化”（同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

其三，以《创世纪》为平台，促进、推助了海峡两岸诗歌与文化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七八十年代之交，大陆在文艺全面复苏的潮流下，部分青年诗人开始了朦胧诗创作，这股新的风潮引起了岛上洛夫等诗人的注意。作为回应和鼓励，1884年，洛夫与张默、叶维廉主编大陆朦胧诗特辑在《创世纪》第六十四期刊出，系统介绍了舒婷、顾城、杨炼等多家青年诗人的作品和有关诗论。在大陆诗人的支持和洛夫的策划下，1987年《创世纪》第七十二期推出大陆诗人作品专辑，介绍了包括老一代诗人艾青和北岛、顾城、舒婷、食指等二十二人的120余首诗，获得两岸诗人、读者的赞赏与欢迎；1988年夏季，《创世纪》又隆重推出“两岸诗论专号”，发表两岸诗人及评论家文章十余篇。在这之后，洛夫、张默率部分《创世纪》诗人赴大陆访问，与大陆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有交流，《诗刊》并举办盛大的交流会。返台后由洛夫编成“大陆第三代诗人作品展”，于1990年连续两次（总第八十二、八十三期）推出，发表海子、欧阳江河等20余位青年诗人作品八十余首。它们给探索中的大陆青年诗人带来鼓励和关切。

在对海峡两岸诗歌发展的历史、现状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洛夫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炽热的民族情怀在1988年《创世纪》第十三、十四期合刊号发表《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沉思》一文，呼吁孕育于“历经变乱、代有消长、承先启后、绵延不绝的大中华文化体系”这一“精神母体”之上的两岸诗人，立足于“大中国诗观的共识”，致力于创作既具个人风格，又具地方风格、民族性和世界性 即“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长流不息如同大河”的中国现代诗；期待基于同一文化母体的两岸诗歌在保持精神、风格独特性的同时，整合为一块完整的大中国诗歌版图。洛夫关于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构想表达了台湾诗人回归文化母体的渴望，得到大陆诗坛的积极回应。此后，洛夫、痖弦、张默等人应邀多次赴大陆访问、讲学，带动了台湾诗人回大陆探亲、访问的热潮。从80年代开始，洛夫、痖弦、张默等《创世纪》诗人和台湾其他诗人（余光中、席慕蓉、郑愁予等）的作品陆续在大陆刊载或出版，受到内地读者的欢迎，曾一度风靡大陆诗坛，并对大陆现代诗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洛夫在谈到中国百年新诗发展时特别指出，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开始引入现代派诗歌的新形式，进行现代诗创作的探索以来，成效并不显著，及到八十年代后期通过两岸交流并在形式和技巧上借鉴西方经验，才使诗歌“回归精神家园”，“形成所谓‘新时期’诗歌的特征”（《洛夫谈诗》第142页）。洛夫强调说：“我们（笔者按：两岸）的诗在同一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孕育、生长，追求和发展多样而独特的风格，这样对中国现代诗的成长和繁荣是有益的。”“汉民族庞大的强势的文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将来势必在东方文化系统中再度崛起而成为支配力最强的主流，连带也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路子”（《洛夫谈诗》第72页、第88页）。

其四，由洛夫、张默、痖弦等《创世纪》诗人联合或单独策划，编选了《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八十年代诗选》、《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现代诗论选》、《现代诗导读》、《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选》、《小诗选读》、《创世纪》30年、40年、50年、60年诗选、《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等多种诗歌选集以及多种散文选集，这些选集大都表现出历史的眼光和跨越政治的视野，为台湾和大陆的读者全面了解两岸现代诗的创作现状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五，系统地翻译、介绍了一批欧美现代诗人（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等）的诗作和理论，对台湾诗歌的现代化起到“借火”的作用。

在纪念《创世纪》诞生50周年的时候，洛夫对《创世纪》的历程进行了总结性的回顾，将它的重要传统归纳为两点。

一是坚持追求诗的独创性，重塑诗的语言秩序。

数十年中，《创世纪》诗人坚持将写诗作为一种价值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以及语言意象的创造，把对诗艺、诗的独创性、纯粹性的追求视为最高信念，力图融通中外，承接古今，在语言和意象的创造上大展拳脚，铸造出全新的，有欧有古，又不见欧不见古，彰显个人风格的中国式的现代诗。如谢冕所称赞的：“（《创世纪》）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是前驱的，而非退守的，是变革的，而非停滞的。《创世纪》的先驱姿态，以及它始终高扬的实验与创造精神，乃是中国新诗发展中一面飘扬的旗。”（转引自洛夫《<创世纪>的传统》一文）

二是对现代诗理论和批评的探索与建构

洛夫指出，《创世纪》开始并未揭橥什么信条，也没有标举一项统一的典范性的诗学理论，但每一位彰显独创风格的诗人都有一套自成体系、自原其说的理论；同时旗下也不乏自成规范的理论家、批评家（如辛郁、季红、叶维廉、简正珍、张汉良等），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在台湾诗坛取得了引领风骚的地位。

洛夫指出，从理论路向上，《创世纪》在这五十年内，先从“民族路线”具化为“新民族诗型”，再从掉臂而去反抱西方现代主义到“修正的超现实主义”（或称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继而拨开传统的迷雾，重见古典的光辉，并尝试着以象征、意象和超现实诸多手法进行美学观念的实验，最终创造了一个诗的新纪元。洛夫进而深刻分析指出：“在《创世纪》理论整个的演变中，表面看来，我们初期似乎曾在民族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有过短时期的犹疑与迷失，其实那是被时势推动的一种突然跃进。不错，‘民族’是我们的基调，但‘新’是指什么？如何‘新’？当时，我们却茫然无绪…..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所谓‘新’，原来就是长时期地涉足西方现代主义，继而又长期的对中国古典诗学做深层次的探索，然后通过审慎的选择，进而使两者做有机性的调适与整合，终而完成一个现代融合系统、中国接轨西方的全新的诗学建构，这就是前述的中国现代诗。”（洛夫《<创世纪>的传统》）洛夫强调，这种现代诗，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不应再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支流或附庸”，它们“在精神上和语言上都已归宗于我（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其影响也广被整个诗坛，并远及海外华语地区”（洛夫《诗坛春秋三十年》）。

为此，洛夫将这两个传统归结为一个呼唤，一个声音，他饱含激情地指出：“《创世纪》的理论在建构演变中一直在寻找一个呼唤，一个穿越亘古时空永远鼓荡人心的声音，这就是如何寻找重建现代汉语诗歌之美。这一追寻的持续努力，这一求索的反复探究，实际上就逐渐形成了我们诗美学的伟大传统”（《<创世纪>的传统》）。

洛夫所概括的这两个传统是以他为代表的《创世纪》诗人所致力追求的美学精神。他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三千行长诗《漂木》就是这种美学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作。作为一部宏大的“心灵史诗”，《漂木》以洛夫晚年形成的“天涯美学”为精神架构，凝聚了洛夫一生的悲剧经验和整个民族的悲剧精神，融入、倾注了诗人全部美学经验、宗教情怀，乃至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全诗以诗人漂泊的心灵为表现主轴，表现出诗人对生命、家国、历史诸方面形而上的观照，对洛夫所倡导的《创世纪》的传统和美学理念作出了成功演绎和阐发。正如洛夫所宣称的： “表现东方智慧的老庄和禅学，以及亘古承传不息的历史和文化” 是自己作为汉语诗人的使命，“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不论是四十年前写的《石室之死亡》，或最近写的《漂木》（按：《漂木》2001年发表并出版）”，“骨子里都浸透着（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洛夫谈诗》第157页），它们阐释的都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关于生命和终极关怀的思考，“对生命本体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中国现代诗的成长》）。凭借这部“华语诗坛航空母舰式的鸿篇巨制”（摘自痖弦2018年4月11日在温哥华洛夫追思会的致辞），洛夫登上了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三千行《漂木》的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洛夫专柜永远收藏，《漂木》为宝岛诗坛和华语诗坛带来了荣耀，也为《创世纪》赢得了荣耀。如痖弦所说，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世纪》在台湾和华语诗坛创造了一个传奇（《瘂弦回忆录》第207页），作为一个文学社团，50年代初它从宝岛南部的左营出发，“其文学影响越过铁蒺藜的营墙”，扩散到台湾全岛，并进而“到全世界的华人文坛，成为一个诗的发光体，一个文学的热源”（痖弦《创世纪的批评性格》，《聚繖花序》第一册），在宝岛创造了出了一个“诗歌盛世”（《创世记》后记，见《瘂弦回忆录》）。

作为当代华语诗坛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洛夫担任《创世纪》主编近30年，与之同行60余年，视《创世纪》为“生命一部分”（2014年2月17日《深圳商报》洛夫专访《<创世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创作生涯中，洛夫“以狂飙突进的气势”“纵横驰骋于诗坛”，以“新诗革命者”的姿态“奔走呼号，夙夜匪懈”（痖弦《扬名国际诗坛的洛夫》），洛夫开放稳健、追求创新的诗学观，他旺盛、持久的创作生命力，丰硕的成果和长期以来在两岸及整个华语诗坛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为《创世纪》诗刊及文学社团的发展，为台湾诗坛乃至华语诗坛的现代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为《创世纪》的旗手和领军人物（三）。

于今，洛夫已离世六年，成为《创世纪》名副其实的“灵魂”人物；痖弦（92岁）也退隐加拿大多年，当年的“三头马车”只有张默（93岁）独守台北，但以他们为代表的《创世纪》诗人开创、建树的实绩，在台湾和海峡两岸诗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并成为百年华语新诗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

洛夫生前曾说，“《创世纪》纵横诗坛”，“以一个纯诗刊而言，其寿命之长，世所罕见”，“判断《创世纪》成败得失是历史的事，今后的发展如何，谁也不能预卜，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们已努力过，曾为维护中国纯粹诗的传统而奉献过“（《诗坛春秋三十年》，洛夫《大河的潜流》第214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痖弦在回忆中深情地说，《创世记》是一个传说，我们生命中的一块净土，是我们精神的教堂，我们在这里忏悔、反省，在这里重新整顿、重新出击，它成了我们理想主义的象征。”（《创世记》后记，《瘂弦回忆录》）。这是他们对携手走过的《创世记》生涯的感人总结。

 在《创世纪》迎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作为华语诗坛的热心读者，我们衷心 期待《创世纪》诗刊和宝岛诗人，发扬洛夫等前驱者开创的美学传统和理想主义精神，与大陆诗人一道续写探索中国现代诗的篇章，努力创造两岸诗歌创作的新局面。

 注释：

（注一）痖弦说：“《创世纪》是1954年10月创刊的，11月我就加入进去，开始准备第二期。”（《痖弦回忆录》第220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洛夫说：“《创世纪》诗刊是我、张默、痖弦三人于一九五四年创办的，最初几年由张默担任责编，我负责组稿与审稿，一九七二年诗社改组，我被选任总编辑，张默续任责编，一直到一九九六年我移居海外后才由张默接任总编，他干到去年（2011年）底辞职，交给方明和几位年轻的同仁接棒。”又说：“我和张默、痖弦（他一直任发行人）三人合作良好，人称台湾三剑客、铁三角”（《洛夫谈诗》第272——273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

（注二）痖弦说，至今《创世纪》的社庆还保留着“向诗人夫人致敬”的活动节目，以感谢诗嫂们在刊物经费支拙时把各家节省的开支，甚至将孩子们的奶粉钱拿出来应急（见洛夫夫人陈琼芳编《爱的旋律——洛夫情书选》痖弦所写前言，台北远景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

（注三）洛夫说，在他担任《创世纪》总编近三十年期间，大部分社论和重要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见《洛夫谈诗》第274页）